因此，山西民军虽然受到一些挫折，但是没有被消灭，活动范围反而扩大到了豫北和畿南。
　　进入华北平原后，民军充分发挥了运动战的优势，活动量大大增加，在山西、河北、河南三省交界处展开游击战，三省官军事权不一，协调指挥不利，处处被动挨打，常常顾此失彼，三省官军也因此矛盾重重。
　　民军流动到华北平原对北京的安全构成了威胁，朝廷对此高度重视，急忙调兵遣将，对民军进行围堵。
　　崇祯五年八月，左良玉部率昌平兵二千四百五十人往援豫北。

　　崇祯六年三月，邓玘和马凤仪率四千川兵支援左良玉。
　　为了统一事权，河南乡绅向朝廷奏请以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提督三省军务，统一军事指挥权，兵部认为这个建议很好，于是决议洪承畴移驻潼关，节制三省军务，统一指挥曹文诏、张应昌和邓玘三位总兵官的军事行动。
　　然而生性多疑的崇祯不愿意让洪承畴权力过大（不久前发生了孔有德造反的事件），没有批准兵部的决议，他采取了另外一个办法——提高晋、豫二省巡抚的权力。
　　他赋予晋、豫二省巡抚先斩后奏的权力，参将、游击以下将领如果有人不听指挥，违反军令，二省巡抚可以先斩后奏。
　　为了加强对军队的掌控，崇祯也改变了因魏忠贤而产生的对太监的成见，在现实面前重新回归明朝的政治传统——重用太监。
　　他派出陈大奎、阎思印、谢文举、孙茂林四名太监，分别出任曹文诏、张应昌、左良玉、邓玘四镇的监军。
　　崇祯的各种举措并非毫无成效，由于官军不断调兵遣将，民军在华北平原难以立足，不得不转入太行山区，这对分封在豫北的明潞王构成严重威胁，潞王看到形势岌岌可危，连忙向朝廷告急，请求发兵保护，于是崇祯派出倪宠、王朴率京营兵六千人赶往豫北助剿民军。

　　崇祯六年冬，官军主力齐集豫北，总兵力达三万以上，民军被压缩在太行山东南、黄河以北的狭窄地段，缺少粮草，随时有被围歼的危险。
　　此前不久，民军老大紫金梁王自用在战斗中伤重死去，民军各部处于一个群龙无首的状态。
　　为摆脱困境，民军决定进行战略转移。
　　有些动物遇到危险时会使出装死的绝招，民军遇到危险时也有自己的绝招——诈降。
　　为了麻痹官军，民军决定利用京营的无知进行诈降。

　　崇祯六年十一月，民军首领张妙手、闯塌天、满天飞、邢红狼、闯将等十二人，代表民军六十一名首领，向京营总兵王朴和监军太监杨进朝、卢九德“乞降”。
　　各位首领“环脆而泣”，痛陈起兵造反实在是由于灾荒无法活命才做出的无奈之举，表达了“悔过”的态度和“押还故土”的愿望。
　　王朴等人头脑简单，被民军的“诚意”感动，决定进行招安，于是停止了对民军的进攻，积极开展招安事宜。
　　乘官军停止追击、放松警惕的时候，民军暗中做好了渡河的准备工作，十一月二十四日，天公作美，天气异常寒冷，山西垣曲到河南济源之间的一段黄河封冻结冰，民军乘官军不备，用门板铺在冰面上，再加上一层土，“建成”一个浮桥。在官军的眼皮底下，民军大队人马疾驰而过，到达河南渑池县境内。
　　这样，民军摆脱了困境，实现了战略转移，进入了“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中原地区，从此，明末民变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对于官军来讲，失去了消灭民军的最佳机会，几年来的围剿前功尽弃，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们将在更阔的海洋里捕鱼，不过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要捕的鱼在这片海域逐渐长大，几年以后，他们捕上来的将会是一条吃人的大白鲨。

日期：2010-04-26　14:42:33

　　第十七章民变的第二阶段：猫捉老鼠
　　一、 陈奇瑜重蹈覆辙
　　崇祯六年底，民军进入河南以后，当地饥民纷纷蚁附，民军实力陡然增长。在此后的一个月内，民军在河南中西部地区横冲直撞，接连攻克了一系列州县。
　　河南是大明朝柔软的腹部，统治力量薄弱，加上思想准备不足，官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十二月，官军在挨了一系列组合拳之后，渐渐清醒过来，对民军发起了反扑。新任河南巡抚玄默率汤九洲、左良玉两大帅在舞阳、保安、泌阳三次打败民军。

　　民军人数虽多，但都是些乌合之众，战斗力不强，只能避实击虚，无法与官军进行野战争锋。在被官军痛殴几次之后，民军在平原无法立足，开始向河南西部和湖广的山区转移。
　　山区是民军的避风港，每当民军受伤的时候，就会躲进深山老林里休养，等到恢复元气之后再出来活动。官军在平原地区虽然能战胜民军，但是没有力量进山围剿，一旦民军进入山中，官军只能望山兴叹。
　　这是长期困扰官军的一个问题，也是明末民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一个主要原因。
　　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决定了这场战争的胜负，也决定了明朝的命运。
　　然而，当局者并没有认清这个问题，也没有朝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向去努力，文官集团往往纸上谈兵，提出一些与解决问题毫无益处的战略，做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布局，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国家长期消耗下去，最终被活活拖垮。
　　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民军大规模向山区转移，急坏了一个人，此人就是郧阳抚治蒋允仪。
　　郧阳位于陕西、河南、四川、湖广四省交界处，属于四不管地区，辖区内崇山峻岭，是落草为寇的好去处，自古以来就容易产生匪患，号称“盗贼薮渊”。
　　民军在向山区转移的时候，郧阳是必经之地，也是理想的目的地，于是这里很快就成了民军的总部基地。

　　蒋允仪看到大量民军聚集到郧阳地区，料到民军早晚会对郧阳城发起攻击，自己既无力阻止民军进入，也很难保证郧阳城门不失，他己经看到，自己的悲剧很快就要上演，于是他大声疾呼。
　　他向皇帝上疏诉苦：郧阳是个穷苦的地方，他到任两年来干了不少工作，又是修城，又是积米，又是制造武器，又是练兵，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由于郧阳底子太薄，这点成绩只能免强维持局面。就像是一个穷苦人家，弄了一斗米就能度过灾年一样，只能维持生计，干不了别的事情。
　　言外之意就是民军进入郧阳我无力阻拦，郧阳失守我也负不了责任。
　　虽然蒋允仪表示“臣不愧死，亦应愤死”，“所惜者皇上封疆耳”，但是从他说话的意思看，为自己解套，打预防针的意图在忧国忧君这个高尚的外衣下，呼之欲出。
　　蒋允仪说得很委婉，但是他说得有道理，小小的郧阳确实对付不了如潮水般涌来的民军。不过他的道理并没有被接受，因为崇祯是一个只看结果，不看原因的人，他没有功夫研究原因，而是非常直接、毫不留情地追究责任，他最擅长的事情就是办人。

　　陕西出了问题，办胡廷宴，主抚出了问题，办杨鹤，山西出了问题，办宋统殷，河南出了问题，办樊尚燝。民军一路流窜，大明的总督、巡抚掉了一地。
　　按照这个规律，现在民军流窜到郧阳，该办蒋允仪了。
　　果不其然，没过多久，崇祯下令把蒋允仪革职拿问，同时启用大名兵备道卢象升为右佥都御史兼郧阳抚治。
　　事实上，蒋允仪并非庸碌之辈，他在郧阳任上颇有政绩，深得民心，因此，当锦衣卫抓捕蒋允仪的时候，当地老百姓哭声一片。
　　崇祯不讲程序正义，只知道杀鸡骇猴，杀一儆佰。所有被他处理过的人，都觉得自己很冤，不管他换人的结果如何，他的做法必然会失去人心，长此以往，没有人再会为朱家王朝卖命了。随着时局逐渐艰危，这种做法的负面作用也越来越大，以至于明朝灭亡之际，崇祯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