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词算是标题吧。在“古代女子”这个题目之下写男人是一个奇怪的决定，哪怕是仅仅写一篇小短文。想到写这个内容是因为昨天写李香君的时候涉及到的一个人物，阮大铖。写李香君时因为文字过长而匆匆结尾略过了阮大铖资助侯方域被李香君愤怒退还一节，原本是打算写的，但是恐怕一提笔写起来又会是一大段极长的道理。看这些文字的人多半还是喜欢看故事，而少有人喜欢听人说教（至少笔者是如此），所以，忍痛略过那些可能出现的长篇大论。但是笔者竟然还是一个喜欢说道理的人。一般这样的人都会有相似的体会，当你的心中涌动着一些道理和感情的时候，多半是没有办法自我控制的。很多话简直是不吐不快。于是就有了这篇小短文，写一写中国古代知识分子。

　　其实这篇文章中大部分的想法都是以前的。在准备写的时候笔者匆匆扫了一遍明末清初一些还算得上是名人、才子、知识分子的人的生平，又看了一些笔者以前写过的类似题目的文章。发现经过了两年的时间积累和沉淀，我的很多想法和看法都已经与两年前大有不同了，只是在这一点上似乎还是执意的坚持两年前的观点。这一点不知道是可惜还是可悲。

　　其实，坦白的说，笔者一直觉得自己身上多少还是带着些“读书人”的秉性脾气的，不管好的坏的，似乎都还有一点影子。这里绝对没有自夸的意思，事实上，谁知道这个词在现代还是否是一个褒义词呢？
　　看了阮大铖、马士英、陈子龙、龚鼎孳、冒襄、钱谦益、金圣叹。看完之后的突出感觉竟是快些写完想写的女子，之后写一写这些男人，当然女子看男人是看不清楚的，评论起来肯定会充满着挢揉造作之气，但是，不在乎那时候的文字会有什么价值，只是作为凭吊也是好的。
　　看完之后心中竟然充满了悲伤。
　　总觉得生在乱世的知识分子是悲哀的，当然也会有很多人因为这份悲哀而青史留名。在中国，从古至今的知识分子身上都会多多少少带有悲天悯人的特色，这可能是因为儒家思想的缘故，会有大批大批的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济世安民，并且愿意为着这个似乎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的目标而前仆后继。然而真正的儒者又似乎从来没有在政治上得势过。在笔者看来儒家最大的问题就是目标过于美好，手段又过于软弱——这种软弱来源于他们的仁慈，而仁慈来源于儒家的美好的政治目标：他们总是期待着人人为君子，仁义礼智信，期待着能够出现一个道不拾遗的大同世界。

　　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那就是政治目标致使他们不可能使用极端残酷的手段，但是现实又是只有通过残酷的手段才能够实现这样的政治目标。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孔子在春秋末年名声在外弟子众多却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蓝图的原因。儒家描绘的实际上是一个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如何实现的绝美的蓝图，而这个蓝图更像是空中楼阁，因为通向这个蓝图的道路并不是所谓的康庄大道，而是曲曲折折布满荆棘甚至根本没有真正的路。

　　当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路总是有的，因为总是有人会不断地去尝试去探索。所以鲁迅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日期：2011-03-03　14:50:00
　　其实从汉代开始所谓的儒家已经不是曾经的儒家，最有名的是董仲舒，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儒家思想被发扬光大并变得异彩纷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一个朝代对于一种思想的怎样大的关注与尊重。唯一可叹的是，那个时候的儒家已经融合了法家的色彩帝王的喜好以及政治投机者的投机之术——这不是对董仲舒或是其他大儒的贬低，而是用这样一个看似贬义的词语向这些人致敬，毕竟是这些人使得儒家思想（至少是名义上的儒家思想）从空谈走向了实用，这便是一个极大地进步。没有实践意义的思想是没有价值的，不管它描绘出的蓝图有多么美丽，纸上谈兵早已经被我们引为笑谈。

　　所以我们应该对每一个将一种理论引入实践的人致以足够的敬意，虽然大多数情况下那个理论只是虚伪的叫着原来的名字，实质上却早已经换成了另外一副模样。然而这种转变从某个角度看是一种大发展，无论是对于社会还是对于思想本身。唯有改变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也唯有适应了社会的需要才能够有长久的生命力，这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

　　——虽然这种改变完全有可能是面目全非。
　　这些人其实可以被认为是“士”。士是什么呢？如果想要讲清楚士的含义和来源，人物和故事，恐怕又是要经过一番功夫的。士，简而言之就是金庸先生的那句“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笔者是同意将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作为士来看待的。自古以来，为国为民者不计其数。士代表的是一种特有的秉性和风骨。而作为知识分子，自恃清高 、蔑视权贵、超凡脱俗、不为功名利禄所动，可是又不得不向权势屈服，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不得不依靠某一个强大的势力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尽管他们很清楚自己所依靠的未必是能够帮助自己去实现这追求的人，那些人甚至不懂这份追求，甚至将摧毁这追求。然而知识分子们义无反顾，或是别无选择 。向过去回首，这种寂寞独行的孤胆英雄形象充满着史册。这就是我认同知识分子被称为“士”的原因。

　　在无路可走时，任何一个机会都是弥足珍贵的。
　　而明末清初的那批知识分子大概也是勉强可以为士的，不仅仅是金圣叹，即使是钱谦益、阮大铖。存在乱世，想要成就一番事业，很多事情固然是不能避免。当开始读书明白事理的时候，这些人大抵是想过这一生会有什么后果的。
　　明朝本就是大厦将倾，这时候成名，既是他们的幸运，也是他们的悲哀。像是一个赌局，赌赢了，将得到是理想的成就与万世之荣光，赌输了，则赔进去的不仅仅是官位，更可能是生命。这些人都是熟知历史和人情世故的聪明人，这一点一定也看的十分透彻。然后世事都是如此，总要冒风险之后才能有收获。只是可惜的是，这些聪明人有些人赌赢了，有些人赌输了。

　　然而把眼光放得更开，回顾整个历史，输赢竟然也成了一件不一定的事情。或喜或悲，但是，好在还是可以被如我这般的后人去书写去凭吊。这可能也是一种幸运。
　　太绚烂的人生会给人一种烟火的感觉，华丽但是短暂，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便是如此，当然，将之比喻成烟火其实并不恰当——可能那时候的人的一生如同烟火般绚烂，也如同烟火般寂寞，但是他们留下的影响却是深邃的，这种影响是深深镌刻进一个民族的历史与灵魂的。
　　当时间匆匆过去的时候我们回望历史看到的景象总不可能是完满全面的，正如一个人的一生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完满一样。对待历史，我们要做的，绝不是带着某种阶级眼光去做出武断的评价，而是应当怀着崇敬与悲悯之心看待历史，评价历史。
　　而当代则是一个士越来越少的年代，甚至在我看来已经找不到判定是否为士的标准。这或者是一个民族的悲哀。我想，也许在这样一个越来越国际化商业化金钱化的浮躁世界里，谁还能安守清贫，谁还能坚持学问，谁还能怀着一颗济世救人的心去关怀这个薄凉的社会，谁就有资格做士。
　　也许，像孟子在千年前说过的：穷则独善其身，达泽兼济天下。事实上，在一个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浑浊我独清的世界里，能坚持自己的操守已是不易，而这种坚持，就将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与光明之所在了。
　　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有过这样一段著名的话：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象，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