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面貌落后、纯粹靠自然经济吃饭的湖南，这种传统政策只会加剧落后，日子越过越穷。论自然条件，湖南并不差，这里向来是鱼米之乡,《史记》曾言“复雠、庞、长沙,楚之粟也”，长沙与庞（今衡阳）都在湖南，可见战国时代楚国三大产粮基湖南就占其二。到晚唐时，僖宗也在诏书中承认“湖南、江西管内诸郡，出米至多”。而且各类矿藏资源也很丰富，尤其盛产金银铜这类贵金属，要说发展经济，条件相当好。然而千年以来，湖南不仅是“泯然众人”，而且是倒数的差生。

　　近在唐朝中叶，政府控制力越来越弱，南方生产力的发展又给城市提供了大量余粮和剩余劳动力，两种因素共同推动了商品经济的蓬勃高涨。茶叶成为新兴大众消费品就是个标志，城乡商业贸易、手工业与交通运输业都加速发展。民间交易市场，如草市在城乡地带纷纷涌现，大河南北，长江上下，商船巨贾往来如织，就在这欣欣向荣的新经济大潮中，湖南却仍然死气沉沉，还在甘心给别人当粮仓。

　　这毛病出在哪呢？
　　一是地理位置较偏
　　湖南距离几个发达地区都很远，深居内陆，远离大海。有好东西也不好卖，人家也不方便来。周边地区像广西、贵州、湖北当时甚至比湖南还落后；只有江西相对情况较好，但彼此交流不多。
　　落后地区都窝在一堆，开发程度自然提不起来，难以引进人材。
　　每当北方发生动乱，中原的官僚、富商、文人们只喜欢去江南和川蜀当移民，那里优越的物质条件和人文环境足以为他们提供安乐窝。像江淮“北土士人闻风至者无虚日”，两蜀“去蜀者，非出名门，则饱学之士”。要么宁愿去遥远的岭南，那里控山带海、利兼水陆。向来是外商云集、宝货山积的地方，中外交集的人文环境，奇异的岭外异闻，让文士富豪们乐而忘返．所以人才亦足夸于湖湘。

　　另一方面衣食易得，湘人则满足于温饱安于现状，缺少创业激情。懒得为稻梁之谋去翻山越岭，冒险求富。久而久之，自然眼界封闭，思想保守。太史公曾曰：楚地“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所以湖南人长久以来，无论是打仗还是搞政治搞思想搞文学，无不出类拔萃，可要说搞经济，还真是马尾巴串豆腐--提不起来。晚清和民国是湖南人才大爆发的辉煌时期，但经济领域仍是乏善可陈。
　　最后，湖南的物产层次低，停留在资源型产品阶段上，没有发展出商品性农业，附加值低，属典型的“血汗农业”。自然谈不上财富积累。“三秦之人待之而饱”又如何？哪个地方单靠种粮能发达的？工商业滞后，周边生意人就很少来，只靠宽刑薄赋、息民礼士是不可能让湖南发达起来的。
　　到现在，情况则更加困难，战乱进一步破坏了湖南经济。马殷建楚，国家北临中原、东有杨吴、南有刘氏广东、西困于湘西蛮民作乱攻扰，皆不可不防。必须长期保持庞大的军队，另外还要兴建水军，国家号称“养兵十万”，这些人无法像以往靠流窜和抢掠过活，而是领取固定工资的常备军，乱后的湖南，人口往多说也就十几万户的样子，一户百姓负担一兵，连活命都难，还何谈发展？

　　幸运的是，马殷发现了高郁。
　　高郁成长于中国最发达地区---扬州，自小受到家乡浓郁的商业气息的薰陶，眼界开阔，头脑灵活。古谚云，“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扬州人向以“俗好商贾，不事农业”闻名，高郁认为要搞活湖南经济，非从工商业下手不可。
　　而唐末以来的战乱与分裂，也带给湖南一个短暂的机会。
　　那时候江淮和西蜀占着东西两头，都和中原顶着干，偌大的南方，能与华北通商的只剩下夹在中间的湖南。汴梁--长沙--广州一下成了南北贸易的黄金通道。而长沙成了连接南北的结点。以往偏僻闭塞的湖南顿时得天独厚，不仅外国商队、闽粤富商们北上要经过长沙,江淮、浙江和江西的客商也都要转道湖南才能同中原做生意。正因为预见到这一点，高郁力劝马殷积极的向中原称臣通好，而谢绝杨行密的“求爱”，让湖南分得了更多更大的利益蛋糕。如今湘江上通汉水下接漓江，利尽南海，对中原而言，其重要性不啻第二运河，天南地北的豪商客贩们全得挤在这一条线上流动，湖南商业一下子就热闹起来。

　　此时的高郁踌躇满志，历史没有给他科举功名，却给了他充分施展才干的舞台，他发誓要将湖南振兴起来，让今后天下人都不敢小瞧湖南！
　　万事开头难，
　　高郁又将从哪里入手呢？
　　日期：2011-02-09　20:19:41
　　千年难遇的独门生意

　　梁开平二年，公元908年农历六月
　　高郁建议马殷：“请听民自采茶卖于北客，收其征以赡军”。
　　茶叶之盛，始于唐。自唐代中叶起，随着商业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进步，饮茶之风开始流行起来。茶圣陆羽的名著《茶经》一出，更使饮茶成为生活时尚，风行于南北。延至晚唐，已发展到“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人之所资，远近同俗”的地步，对古代人们的日常生活而言意义非比今天，以至取代了传统饮料：酒，跻身最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古谚“开门七件事”就有茶而无酒。茶叶还有助消化、去油腻的功能，因此西部少数民族甚至比汉族更酷爱饮茶，“恃以为命”。茶产于南方，而“唐以前茶，唯贵蜀中所产”，唐代之后,蜀茶在质量上被后起的东南地区超过，到宋代,"蜀茶之细者，其品视南方已下"。江淮成为茶叶经济的新霸主，天下产茶州郡大多密集于此，产量巨大，“其于济人，百倍于蜀茶”。加上这里江河纵横，交通条件良好，几乎主宰了华北市场。沿运河北入山东再向西延伸到以两京为中心的中原市场，这一线所消费的茶叶皆“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闾阎村落皆吃之”。依托中原市场的巨大需求，江淮境内冒出了天下最大的茶叶集散市场--浮梁（今江西浮梁县）。其周边的祁门、歙州（皆在安徽黄山附近）也都是茶叶批发中心。每到茶熟之季，天南海北的客商蜂涌而至，“摩肩接迹”，“或乘负，或肩荷，或小辙”，千里不绝，可谓盛况空前，号称“万国来求”。仅浮梁一县，即“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万贯”。茶叶贸易成为当时获利最丰厚的生意，江淮茶商也因此得天独厚，其势力和资本，在唐代商界无人能比。官府也跟着沾光，到唐文宗末年，天下矿冶税收七万余贯，却“不能当一县之茶税”。

　　既然茶叶生意如此财源滚滚，为何马殷主湘都12年了，高郁到现在才想到卖茶呢？这些年来，马殷庞大的军队又是靠什么供养呢？
　　史书没作任何解释。但稍作分析，原因无非有二：
　　1，我们湖南的茶叶，一直竞争不过川蜀与江南。
　　三湘气候良好，多丘陵山地，又土带酸性，适合茶叶生长。但缺少地域优势和良好的商业条件，在市场上发展不起来，只有岳州的灉湖含膏茶和衡山的团茶打出点名气，产量也不大。像衡茶，不过“岁取十万”，北商买得少，主要销往偏远的岭南甚至越南，却很难打入主流市场。至于湖南的核心地区长沙所产茶叶，则质量欠佳，“悉皆味短而韵卑”，在北方市场根本没有竞争力。所以农家往往不太重视茶叶种植，任其长于山野间，长期以来处于小规模自生自灭状态。

　　2，杨吴与朱温势不两立，给了湖南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