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温的梁朝也从中受益颇多，通过湖南，岭南闽广的百货、海外珍宝甚至江西浙江的商货都可畅通无阻的输入中原，盘活了后梁的经济，而湖南本身除了茶叶，还盛产粮食。
　　这里地质肥沃，雨水充足，是传统的粮食基地。“潭、衡、桂阳，必多积谷。”唐代就有“三秦之人待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的说法。更何况三湘自古以出好米闻名，魏文帝曹丕曾赞叹“江表唯长沙名有好米。。。上风吹之,五里闻香”。
　　自从高郁建议他交好中原，“退兵休农”开始，马殷就关注农业。兴农则必先兴水利，民间百姓无力担负大规模水利工程的修建，马殷就组织人力在潭州东二十里，修建了规模巨大的龟塘水库，可以“溉田万顷”，龟塘今天叫圭塘，遗址就在今长沙市东郊的树木岭，是汉代以来湖南历史上最大的水利工程。也是马殷造福湖南的遗迹。各地也纷纷造塘蓄水，衡阳县西还有马王塘，“大可百亩”。百姓们因此每年多打了不少粮食

　　在马殷统治的三十多年间，湖南再未出现唐朝后叶那种每隔几年就发生严重水旱灾伤和饥荒的历史记载。这一点也足可证明马殷兴修水利的功绩.
　　有湖南支持，对华北的军粮和酒粮供应也是一大保证。
　　两地贸易真可谓“日出江花红胜火”，中原的市场一天比一天热闹，值得注意的是，朱温在允许湘茶专销的第二年，又一反唐代对酒类的专卖控制，允许民间自由造曲酿酒。制酒的原料是粮食，后梁是个无日不战的短命朝廷，军粮需求巨大，而民间自由酿酒，又得消耗大量粮食。后梁的疆域不过80个州左右，在五代之中最小，又多受战争拖累，何以不愁粮源？只有湘粮北运能解释。秦汉之时虽有“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的说法，到唐代随着长途贩运业的发达，贩米业也迅速发展起来。李白泛舟长江，就曾见“连樯并米船”，到唐末，粮食茶叶盐类都是最主要的贩运商品。

　　这粮是百价之基，粮价一跌，带动百货价格的下降，而且余粮一多，农业剩余人口会向附加值更高的工商业流动，推动社会经济更加繁荣。古城汴梁，从而重现了晚唐“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的热闹面貌。
　　日期：2011-02-10　19:35:23
　　茶叶之路
　　朱梁王朝在历史上声誉不佳，对我们湖南却“为时姑息，所求皆允”。不仅如此，朱温重视通商惠民，解除了以往苛刻的食盐与酒曲专卖，开创了唐末五代专卖政策最为宽松的好时候。朱温虽野蛮残暴，但对待自己的根据地，还算注意民生、轻税薄赋、禁止额外差役，都是乱世罕见的措施。为了防止官吏暴敛百姓，他恢复对百官发放俸禄，结束了唐代官场混乱贪暴的状况。朱温还一定程度的打击了北方的分裂态势，为将来的统一整合出了一个基本版块，使后来四朝都在这个基础上兴亡更替。这些，都是他对历史的功劳。

　　当然，我们更应该向高郁报以热烈的掌声。
　　他不仅擅长运用政治形势为湖南创造机会，而且从此使湖南经济从内向型向外向型转化，从原始性农业变成商品性农业，从单一经济结构变成多样经营、多层次的结构
　　北宋人李新曾说,“商于海者，不宝珠玉，则宝犀瑁；商于陆者，不宝盐铁，则宝茶茗。”茶叶作为新兴商品在经济史上的重要性，只有汉代的盐铁，和明清的棉布可相比。茶业类于今天的汽车产业,其产业链条特别长,据说每一人从事汽车产业,同时可创造七个人的就业机会.茶叶经济就如此,需要一个庞大的配套产业的支持。如上所说,它不仅带动了瓷器、造纸、制茶等手工业,还拉动了交通物流、造船业、长途贩运业与商贸金融等服务业。因茶叶流通引发的商品贸易范围非常广阔,所以古人有“茶事半天下”之叹.

　　更为深远的是,茶叶经济极大的提升了湖南的农业经营模式,农民由原来靠天吃饭,地里刨食的单纯庄稼汉,转变成集种茶、制茶、售茶，兼有农工商三重身份的兼业农民.告别了自然经济的狭小范围,成为面向市场的,拥有更大活力和自由度的兼业经营者.茶叶种植与种粮不同,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商品化,产业化经销.
　　而且经济效益远超种粮.根据五代学者韩鄂所著《四时篡要》的记载，当时一亩茶园可年产120斤茶叶.当然,这是未经加工的毛茶,既使如此,按每斤最低50文计,每亩也有6000文的效益.而种粮的话,湖南亩产最多2石水平,参照北宋初年粮价，每石只卖200文,年收入才仅400文.二者收益相差巨大,川蜀江浙为何富强？就因为境内高附加值民农业发达。如今湖南农民大规模改营收益比旧时高十倍以上的茶叶生产,公家与民间一下子都发了。

　　茶叶经济已成为足以支撑马楚国民经济体系的支柱。
　　当然，我们的先民和不辞劳苦的商旅们更值得尊敬，是他们辛勤的劳动和追求财富的勇气才给了湖南以新的生命力。当时的自然条件,外出经商，长途贩运，甚至种茶采茶可绝没有今天想像的这么惬意。
　　唐宋大部分地区仍然人口稀少,像长江中上游直到南北两湖一带还普遍遗存着渔狩时代的半原始面貌，今天很多消失的动物,象犀牛、亚洲象在那时还很常见。
　　比如说大象，唐宋之时不要说岭南多野象，连人口稠密的浙江，就多有野象横行的记载，吴越王曾专门下令地方上加以驱赶。
　　宋太祖即位初，那时十国还没结束，野象在今天湖北的襄州（襄樊）安州（安陆）和复州（天门）频频出没，食民庄稼，宋廷派人一直追到河南的南阳才将之捕获。襄州是南北通商重地，是号称“南船北马”的大码头、复州是茶圣陆羽的故乡，不仅产茶，而且还是朝廷指定湘茶专卖地。是皮日休笔下“处处路旁千顷稻，家家门外一渠莲”的好地方。这样的地区尚如此，稍远僻点的地方其生态环境之艰险可想而知。

　　至于老虎更不用说，唐宋之时，南方各地曾老虎成灾，吴越的杭州、宋初的苏州，老虎不仅跑到官府开的税场里捣乱，甚至群起攻击军队营寨，一次曾吃掉好几名士兵。不光百姓遭殃，皇帝有时都不免。后周皇帝柴荣亲征南唐，就有野虎向皇帝车驾猛冲过来，幸亏柴荣身边有个护驾高手，张弓将猛虎“一发而毙”。宋太祖登基后，就忙着派使者到各地捕虎。

　　洞庭以北，老虎更是“横行不怕日月明”，潇湘诗僧齐已曾长期定居荆南，曾述及江陵西山之中“多狼虎，去岁伤儿复伤妇”。还作《猛虎行》，称“前村半夜闻吼声，何人按剑灯荧荧”宋太祖在位年间，江陵还发生了老虎白日闯入繁华的市区咬伤行人的事件。在人口稀少的湖南，马殷时代也有多起山中遇虎的记载，但总体上虎患不像上述地区那么严重.不过其他的野兽却很多.直到解放初，湖南前省长周惠两口子在长沙郊外的程潜别墅附近散步时，竟撞见了一头觅食的豹子。现代尚如此，古代商人的奔波环境岂堪想像。

　　既使是种茶采茶有时也是非常危险的事，因茶叶适合山区生长，茶农们难免不遇危险，北宋著名文学家梅尧臣曾诗曰“入山乘露掇嫩觜，林下不畏虎蛇。”可见百姓和长途商贩们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是多么不易。历史的每一寸进步,无不凝结着先民们的辛劳甚至生命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