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五代是战乱时期，人民消费水平很低。这样综合考虑，我们以宋斤做标准（1宋斤约合今1.2市斤)，以中原人民年人均最低年消费一斤五两为数。史上没有后梁人口数量的记载，但距梁三十年的后晋有109万户。这里可算后梁100万户，每户一般五口，则为500万人。加上其他军阀控制区和少数民族消费人口以100万估计，共600万人口。则年消费茶叶需900万宋斤。（一唐斤与一宋斤相差不大，都在600克左右。）这里考虑到北方有些地方也产茶，加上茶叶走私等一些零散来路，姑按最大值打个五折，则湘茶北销一年也有450多万斤。

　　而当时一斤茶卖多少钱呢？史书上没有留下任何记载。
　　根据离五代十国时期不远的宋太宗时的户部郎中张洎（前南唐大臣）的上奏：“湖南山色茶，每斤官中榷买，用本钱二百二十文，辇运支费约破钱一百文，官中于地头出卖，计收钱九百六十文。”这里本钱和卖价都高得实在吓人。
　　再依据宋初淳化三年(992年)数据，淮南官卖的岳州茶，每斤价仅150文，可能质量不是太好.宋代茶叶卖价分许多品次一百多种价格,很难有个统一数字.从北宋各地的官营卖场所售湖南茶叶来看,潭州所产"独行号"大方茶,在淮南官卖场售价高达每斤800文以上,既使在较近的江陵官卖场,也卖到680文的水平，远远高于江浙西蜀的茶叶,甚至高于以质量闻名于宋代的福建之建州产"头金"茶,而即使在湖南的岳州,澧州市场，湘产大方茶售价也在490文以上,鼎州(即朗州,今常德)大方茶则卖到500到580文.湖北汉阳所售湘茶也多在600-700文价位之间.经过五代,湖南的茶叶在市场上竟享有如此优胜的竞争力,也说明了湘茶在高郁时代进步的程度之大.

　　现在估且以湘茶平均每斤售400文计算.在五代与宋初，由于货币短缺，800文就可充一贯钱使用，当时管这叫“省陌”。这样算来，则湖南每年仅卖茶一项就可获得销售收入约225万贯。成本按75万贯计算,净利润仍有150万贯左右.宋初的高档纺织品绢的价格是每匹一贯的样子，也就是说，湖南一年的卖茶利润大约能给每个湖南百姓分到1匹半的绢！根据学者程民生的研究，宋代普通居民全年所有花销，每人每天平均100文左右。即湖南卖茶一年的收入，既使按宋代较高的生活水平，也可供给近5万宋代市民一年的全部花销。

　　别看我这也估计，那也打折，但这个收入数字仍然是最保守的。据现代学者的估算,唐代茶叶产量最少2000万斤,多时可达4000万斤.晚唐的茶税已达80万贯,加上走私的茶叶交易量,总贸易量约800万贯左右.到了五代时的后汉曾有人提议朝廷在襄州自立茶务，因为湖南客商在此卖茶的收益多得“足以赡国”。一个小小的襄州的卖茶收入，竟能号称养活一个庞大的中原王朝，其他几州收入相加，将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

　　史家羡慕的写道："湖南由是富赡"，这么做生意,想不富也不行！
　　面对如此巨大的需求,湖南“由是属内民皆得摘山算茗算”，似乎一夜之间，湖南那落后的农业就变成了规模化的商品性农业，附加值在飞飚，产量在后面追着飚，茶业当仁不让的成为湖南头等支柱产业。然而搭好了台还得有人唱戏，谁去回图务搞经销和采购呢？马殷手下只有一班五大三粗的武夫，论抢钱可能有经验，赚钱那是一窍不通，派他们去做买卖只能让朝廷起疑心，搞不好以为你怀有异志，不定整出什么幺蛾子来。高郁倒是最合适不过，可马殷哪敢放人？还是高郁办法多，建议国家向社会招募富于经验的商户,协助政府在北方各地选定适合运销的场所，置店营销，国家则出资为他们建造仓库和邸店等硬件设施，“募户置邸阁以居”，只向他们收取“邸值”也就是房租，使之安心卖茶。所卖湘茶都冠以统一品牌，名号“八床主人”，仅这一个品牌每年就可收到几十万斤好茶，再通过回易务换取黄河南北的高档布料、衣料和战马，“利几十倍”，照顾了百姓生计，官府也赚足了差价，“国用遂足”。

　　湘茶官卖这一湖南的独门利器，历经五代更迭，一直保持到北宋初年。
　　受其荫护，湘茶产业享有了足够的成长时间。到宋朝重新恢复南北统一时，湖南茶业的实力已不可动摇，跻身全国主要产区之一.根据《宋史.食货志》的记载,北宋年间荆湖地区的江陵、潭、澧、鼎、鄂、岳、归、峡七州加荆门军仅用来折税的茶叶就达二百四十七万余斤，其中湖南有四个州(鼎州就是五代时期的朗州).按《宋会要辑稿》提供的资料，这七州中，潭州的产量高居榜首，岳州其次，鼎州也就是常德居第四，如此看来，产量无疑占多半.远超茶叶传统产地之一的两浙路二十七万九千余斤.在质量和品种上，湘茶也令人刮相看，发展出“枕子茶”"大方茶"等新的驰名品牌,一跃成为宫廷贡品.在达官贵人的茶案上与来自江南浙闽的名茶争奇斗巧.

　　茶市的火爆又带动了茶器的热销，就像古人喝酒注重酒器一样，古人饮茶也非常讲究器具，尤其是陶瓷茶器。中国是瓷器的故乡，外国人甚至以瓷器作中国国名的代称，可以说它的壮大过程与茶叶息息相关。
　　陆羽在《茶经》中谈到茶用瓷器更是津津乐道长篇大论。哪的瓷器质地如何，什么色质的茶叶适合哪样瓷色，侃了一大堆。让人一不留神还以为他在写《瓷经》。
　　湖南的长沙窑和岳阳窑曾在中晚唐时期盛极一时，品质卓越,融书法彩绘于一体,曾首创世界制瓷工艺釉下彩的先河.销量远及东亚和中东,北非等地.在中原以至制瓷业发达的江浙地区都大量出土。尤其是根据中东订单制作的背水壶,具有浓郁的西亚情调,扬州曾出王一件长沙窑的珍品水壶,上题有阿拉伯文“真主 最伟大”.朝鲜也曾出土题有“郑家小口天下第一”等广告的长沙窑瓷器.可惜后来战乱严重，尤其是黄巢扫荡岭南，杀掉了大批外商，沉重打击了需求。而湖南本土也屡罹兵乱，从此这些传统窑场都一蹶不振，难复元气。

　　如今随着湖南境内的经济高丨潮丨，长沙瓷业再逢春风,迎来了历史上又一个高峰期.而且境内的制瓷业又有新的成绩，像衡阳的瓷窑，发展很快，托赖贩运贸易的繁荣而盛极一时，尤其是青瓷，几乎占据了当时整个湖南市场。陶瓷业重新崛起为湖南一大经济支柱。相比之下,江淮的吴国却因为与中原朝廷的对抗和彼此的贸易壁垒,耽误了茶叶经济的发展.

　　浮梁和祁门等地所汇聚的江淮茶叶，曾引得天下商贾"数千里不绝于道路” . 白居易以“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的诗句描绘过当时的盛况.可是进入五代，江淮却因政治原因眼睁睁看着后起的湖南占去了中原市场,受此影响还连累浮梁县错过了陶瓷产业的发展,直到北宋统一之后,随着江淮茶叶重新北销带来的茶业重振,才成就了闻名于世的陶瓷之都:景德镇.

　　到五代末期，湖南的茶器生产还分化出新的种类：铜制茶器。北宋时期湖南的铜制茶具成为市面上的精品，广泛为士大夫所珍爱,据《宋稗类钞卷之七》纪载“长沙造茶品极精致。工直（值）之厚，轻重等白金。士大夫家多有之，置几案间，以相夸侈”。值得一提的是,茶叶销售还拉动了湖南造纸业的发展,湖南虽是纸的故乡,但长期以来由于文化落后,知识份子稀少,纸张这类文化用品的生产远逊于江浙川蜀.而现在随着茶叶大量外销,纸张作为包裹茶叶的理想材料,其需求也随之猛增.伴随茶叶的规模,,纸业也成为一个新兴的商品产业.到宋初,长沙每年调往中央的纸张就达178万幅之多.

　　由此可见茶业为地方创造的经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