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蜀与中原恢复通商，受益最大的却是高季兴的江陵。汴梁与洛阳的北商可由水道赴江陵，行程方便。到了四通八达的江陵，更是想去哪就去哪。南可换船去长沙、广州，西可溯长江入川，至于东下江南就更是顺风顺水。何况江陵市场上的南北商货丰富，客商可一次购齐。这些方面，长沙不是人家对手。
　　可高郁却看准了对手的软肋：你不就是靠商税过日子吗？高郁断然釜底抽薪：湖南不征商税！("王关市无征")。有些人费解：这算什么办法？虽说能削弱对手的地域优势，但损失最大的还不是湖南？那么多官员和军队谁来养？修水利搞建设的钱谁来掏？国家还怎么支撑？
　　这还不算啥，接下来的一手更让人匪夷所思：高郁建议马殷不再铸造铜钱，而改铸铅钱和铁钱。然后以铅钱十钱折一枚铜钱的币值，铁钱以一当铜钱十，在全国发行。这不是学王莽的坏样子,用劣币换掠民财吗？价值坚挺的良币都被搜上去归了官府，上面富得流油。而下面的商人与百姓却换了一手的劣币，如此招商，谁还愿意来湖南呢？

　　高郁这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
　　不论如何，免税令一出，当时就震撼了南北商界，商人们开始沸腾起来。
　　两千年的中国商业史，还真没经商不收税的好事。南北贸易，最主要的商品就是茶叶。江陵码头虽好，但市面上的茶叶卖得比湖南原产地贵不少，现在入湘采购，免去了税钱再加上便宜的茶叶进价，省去很多成本。所以江陵再方便，商人们也不惜去湖南跑一趟，而北上的岭南商队就更方便了，留在湖南就能等着北客过来做生意，不用再舍近求远跑江陵了，省钱更省力。

　　客商们纷至沓来，可谓水浮陆趋、“闻风辐辏”，长沙、岳州、朗州甚至衡州的水陆要道上，南来北往的船队与人流络绎不绝、熙熙攘攘，天南地北四海八方的百货和珍奇萃集三湘，应有尽有：岭南和闽广的金银、海产、鲜果；海外番商的珠宝香药、奇珍异物；中原的马匹牲口、金属器皿、绫绢绸缎；湖南的茶叶、粮食、木材山货，甚至远在江南的名瓷、名茶、苏木、丝布，以及各地的土特产、药材、各色手工艺品等等，琳琅满目，湖南的市场一下子繁荣起来。

　　可是有人还是觉得不收商税不划算，失去这一财源，代价太大。不仅如此，商人们很快发现，他们卖掉了货物收到的却是湖南本地发行的铅钱、铁钱，只能在境内消费，可一出了境，这些货币就失去价值，赚得再多又有何用？就是把它销成铅块铁块带回去，也卖不了多少钱。怎么办？商人们想来想去，干脆将这些钱重新在集市上换购成各类商品、土货再出境卖掉，一样能赚到可观的差价。于是湖南的各种物产和土特产得以大卖，从而“以境内所余之物，易天下百货，国以富饶”。

　　这恰是高郁苦心所在！
　　官府虽不收商税，却可以靠回收铜钱保障财政收入，而免税政策与发行的劣币相结合反倒帮助本土产品打开了市场，各行各业都得以赢利，民间受益最大，确是胸怀广大、见识长远的富国之道!这种成功模式，古今罕见。
　　难怪连刻板的传统史家们也为高郁所折服，叹道“富国裕财,虽古之计然何加焉!”。
　　高郁的气魄与见识不仅古人所无，在五代十国更是鹤立鸡群。五代十国做为乱世，各国税课多如牛毛，统治者们都将商人们当成了美味的唐僧肉。前蜀皇帝王建曾因目睹到当地热闹的蚕市而动了征税的念头,风声一出竟吓得民间不敢养蚕织布，甚至砍伐桑柘。
　　后蜀也曾发生过因官员虐征商税太过份而被杀的事。南唐开国烈祖李昪是个很高明的领导人,但在商业领域也很短视，曾因“关市之利，敛索尤繁，农商苦之”而被属下讽谏成连天上的雨都害怕被收税而不敢落到城里.南唐治下的鄂州甚至连民间出门购买盐米都要收税.如果商人行船,还要以船上所载货物多少抽税,名为"力胜钱".至于浙江的吴越国,更是大到山林川泽,小到贩卖芦苇甚至纸扇芒鞋无不是雁过拨毛.从南到北，到处税卡林立。为了逃避重税，中原商人们甚至不敢走大路而宁愿改走危险的偏僻小路。对升斗小民而言，也是苦不堪言。老百姓好容易有点剩余的农产品，拿到集市上只是为了换取其他生活必需品，并无利润可言，更谈不上积累资本，只是城乡间一种生存性的物资交换。何况就算为了赚点小钱，改善生活，让一家人不为饥寒所困，又何错之有？但官府却不分青红皂白的重课重征，严重防碍了物资流通，摧残了百姓生活，提高了生活成本，实是竭泽而渔。中国自唐宋以来发达的工商业经济始终未能孕育出资本主义，就在于封建政府对社会的干预太深，商人与小民缺少政治权力，任官府宰割。当时的西欧也处于“黑暗的中世纪”，却已有独特的税权协商制，国王们要征税，还须与贵族和市民们具体协商，如果乱征滥收是要被否决和抵制的！当然，这都扯远了。

　　而高郁反此弊政,以宽松的商业政策，构筑起南北通商的大平台。使各地间交易成本降到最低，为整个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日期：2011-02-19　22:16:32
　　富盛雄于列国(下）
　　有些人仍不免疑问：当时肯定有相当多的外商既不需要湖南土产，又不想要到湖南的铅钱和铁钱，何以仍赴湘经商呢？
　　这确实是个问题。像浙江的吴越国，许多方面乐于效仿湖南（今天在电视、娱乐方面更是如此），但唯独在货币问题上，有所质疑。吴越第三任国主钱弘佐也是个英明的国君，但他就拒绝铸造铁钱，坚持仍使用前代的铜钱。理由是“新钱既行，旧（铜）钱皆流入邻国”，好钱反倒归人家了。而且自铸铁钱可用于本地，不能用于外地，这样会导致“商贾不行，百货不通”。看法竟然与高郁截然相反，何以湖南却能成功呢？这就在于，二地的地理位置在五代十国的特殊地缘政治环境下有了改变。吴越偏于华东一隅，只有吴、闽两个交易对像，湖南地理位置虽远在内陆，但居中，贸易伙伴多得多，外商可以找到许多替代利益。光是免税经商，吴越的统治者就万万不敢效仿。

　　因低廉的交易成本，和方便的贸易环境，湖南吸引到的商人、货物又多又齐。商人们结识的外地朋友和生意伙伴就多，发财机会也就多，大伙都省去许多奔波劳苦。吴越哪有这种条件？何况免税通商，不是要他钱家的命吗？就因为湖南拥有优越的交易环境，许多五湖四海的生意人便安家于此，做长期生意。长沙和湘潭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货运、商业码头，一跃为海内最大的茶市、米市，生活服务业和享受型娱乐业也飞速发展起来，面貌大变，进而跻身于当时一流商业城市之列。

　　随着市场交易量的大增，交易媒介也发达起来。
　　古代搞大宗买买卖，付钱很麻烦。古时的钱币不论铜铁铅，无不是沉甸甸的。按史料记载，当时市面上最好的货币是唐代开元钱，每千文重达6.4唐斤，接近今天的4公斤。如果你只是个小商小贩，出趟远门怎么也得带个二三十贯钱，这近百公斤的钱扛一古脑扛在身上，能不能走得动都是问题。要是去外地做大买卖，没几百贯钱根本不用出门，可这么多钱，商人哪里扛得动？你也不方便雇生人替你扛，长途在外，就是雇得起牛马舟船来装钱，保管仍不方便，动静这么大让贼盯上更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