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天底下啥事也难不倒商人，在当时的长沙，便流行一种新的支付方式：“钱既重厚，市肆以契券指垛交易”，这个契券就是一种支付媒介，有点像原始的信用卡。而垛当是指仓库里的商品，可见契券是用来进行大宗批发交易用的，与唐代飞钱相类似的信用货币，它的出现，与当时湖南蓬勃发展的商业、流通业形势是分不开的。
　　遗憾的是高郁去世后湖南陷入内战，这种高涨的发展势头被打断，使商业经济仅仅停留在初步繁荣阶段，印刷业、金融业都不成熟，尚无一批熟悉运作的本土经营人才，最终诞生纸币的头彩还是让商业基础更雄厚的四川抢了去。
　　但无论如何，湖南各种潜力被挖掘出来，广大的境外市场被打开，在境内空前繁荣的商业势头拉动下，本土的手工业获得了千年未有的发展良机，涌现出漆器、制糖和制蜡业、造纸业等一批新产业。漆器原在春秋战国的楚国时期就是最发达的手工艺品。如今在广阔的市场需求下又如雨后春笋成长起来，到马楚后期，一次上贡朝廷的漆器多达万余种，数量惊人。大的有金漆木镂金花版银装真珠车渠的御辇，小的有银龙凤陷花漆浴斛等，工艺水平并不逊色当时著名的襄阳漆器。而湘产白糖与白蜡也因质量优异成为著名贡品,总之,湖南拿得出手的本土商品越来越丰富。

　　由于商业繁荣，湖南的城市化进程也如插上翅膀一般实现飞跃，长沙、常德（朗州）、岳阳（岳州）后来都成为北宋城市群体中的后起之秀。湖南本土也有了一批财力雄厚的本土商人阶层，其实力之强，甚至在马楚后期进入政界，一时“富商巨贾，布列在位”。湖南劳动力，由产出较低的原始农业转入到高产出、高收益的手工业和商业、服务业领域，既激发了湘人的创造力与智慧，也使本土经济实力与档次得到了质的提升。

　　面对高郁这个家门，江陵的那个高季兴只有哀叹“既生瑜何生亮”，蹲在一边喝闷酒。从此，他将高郁深深刻在心里，成为终身欲除之而后快的敌人。
　　湖南，终于由唐代文人墨客们笔下的“蛮域”之地，一变而为欣欣向荣,日臻繁盛的新富。直到北宋后叶,诗人张祁流连潇湘，深为这里的繁荣浩大所震动，惊叹“长沙十万户，游女似京都”。《元丰九域志》曾列举北宋中叶20万户人口以上的城市7处，直到晚唐还默默无闻的长沙（潭州）此时已是 “门连城市，车马骈填”,凭借中南地区最大的茶市和米市的身份，赫然其中，与汴京、京兆府（长安）、杭州、福州、泉州和江西的吉州同相比肩。当时整个欧洲都没有一座城市能与长沙相比，那时的英国伦敦已算是名城，人口才1万，不到湖南一个县的水平。比元丰更早的宋神宗熙宁年间，全国岁收l万贯商税的城市共计204座,潭州商税总额高达9.2万贯，竟超过西蜀成都的8.9万贯。更雄居扬州、苏州、福州、广州这些传统巨埠之前，仅次于东京汴梁、北京大名府和南方的杭州、楚州，而列第全国第5位,还涌现出桥口、槠洲这样著名的商业市镇.如此翻天覆地的巨变，如果没有马殷与高郁的苦心经营，绝难想像。

　　日期：2011-02-21　19:46:28
　　春来新织嫁衣裳（上）
　　正当湖南一派欣欣向荣之时，《资治通鉴》又冒出一句没谱的话：“湖南民不事桑蚕”。
　　这话又让人不服气了，丝织业在湖南怎么着也算历史悠久，扯得远可以上溯到西汉的马王堆。那件中外称奇的素纱婵衣，薄如蝉翼，只重49克，其衣丝纤度之巧，就是现代要加工出这种水平，也不那么容易。早在唐代，湖南蚕纺业的发展也是有目共睹的，韩愈游长沙罗洋山时，曾留有“星沙景物湛凝眺，遍地桑林遍囿花”的名句。湖南许多州郡的贡品中都有土绢和苎布纹绫一类丝纺品。据《湖南通志》所载，当时常德（即朗州）一带“勤于耕织，自贞观以来，制锦绣为业，其色鲜明，不在成都锦官之下”。

　　怎能说“湖南民不事桑蚕”呢？
　　个中原因，司马光没做任何交待。不过根子只能出在湖南的茶叶上，茶叶经济，可是个占用人力的大项目。究竟有多大，先看看湖南每年向朝廷进贡的25万斤茶叶是个什么概念。
　　据《唐诗记事》所载，唐代浙江湖州的顾渚贡茶，烘焙后年进贡不过一万八千斤，却要“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为什么采个茶会占用如此多的人力呢？
　　这是因为古代采茶和制茶有一套非常复杂繁琐的工艺流程。唐代茶叶的采摘期多在二、三月间，而且必须在晴天才可采摘。而根据宋人记载，采摘贡茶规定要抢在五更天拂晓时开工，到旭日东升时就得停止，以防止茶芽受到日照，消耗茶质。不论湖南人根据哪种方法，总之一天的采茶量都是很低的。今天的采茶姑娘一天采毛茶大约四十斤水平，当时受上述因素的限制，为方便计算，就按一人一天10斤来算吧，也就是每个劳动力在春茶采摘期（以30天算）可采300斤。但这还只是毛茶叶片，还远不是成品茶，再以10斤毛茶制3斤成品茶来折算，25万斤贡茶需采75万斤叶片。也就是说，25万斤贡茶，光是采摘茶叶就需2500多名劳动力，这还不算制茶运茶所占用的人力。

　　而且，这只是贡茶，当时湖南要以区区一隅供应华北以及周边少数民族不下数百万人口的消费需求，每年卖茶当有四五百万斤，种茶制茶所需工作量有多吓人就可想而知了。古代湖南一直是地广人稀的地方，就算马殷强盛时期，人口也就大约二十来万户总共100来万人的样子。所以茶叶的种植越广，对其他农作物所需人力的挤占就越多，对经济结构的影响就越大。再加上种粮的、制瓷的、铸钱的、采矿的、经商的哪项不需占用大量劳动力？还要算上当兵的当差的出家当和尚的，这些人力全刨去,还能剩谁去种桑喂蚕呢？

　　所以桑蚕纺织业日渐荒废。
　　其实湖南的困扰只是唐宋社会的一个缩影。沈括在《梦溪笔谈》里曾讲过这样一个小故事：北宋中叶，距湖南不远的湖北崇阳县，当地百姓也以专种茶叶为生，可大家都种茶了，谁来种粮织布？要是周边的收成不好，这里的百姓吃什么喝什么？做为此方父母官，县太爷自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个县太爷可不是一般人，他就是以豪侠善断而闻名宋代的张咏。成语“水滴石穿”的典故便出自此人，他为一钱而斩吏的故事千古闻名，可见是个敢做敢为，急公好义的性情中人。而且仅凭一眼就能看出一个和尚是个伪装的罪犯。宋人的笔记里留下了许多关于他的传奇故事，甚至将他与宋初名相赵普和寇准相比。这回张咏也想不出好辙，只好到崇阳的街上口散散心，恰好撞见一位提着篮子进城的农民老伯。张咏本以为老伯是来城里卖菜的，可老伯篮子里偏偏空空如也，便觉奇怪，于是上前问道：老伯您进城有何贵干？

　　老伯说来城里买点菜，回去好咪西咪西。谁料张咏竟脸色大变，当头就是一通臭训：“县城的街坊们没田可种，到市场上买菜吃倒情理可通，你Y一村民，有田有地，不去种菜却买菜去咪西，是何道理？”不由分说，叫手下差役们打了老伯一顿板子把他撵出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