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要是搁在今天，张咏非得被网民的口水淹死不可，农民买菜，犯了哪条王法了？甚至当代的宋史巨匠漆侠先生也很不理解，在其巨著《宋代经济史》之中，批评张咏这是阻碍市场交换，是“愚蠢”的行为。其实站在高郁的立场上，我们就能理解县太爷这份苦心了。面对单一经济结构给基本农业生产造成的隐患，他着急是有道理的。瞧，这顿板子后，张县令大力推动百姓们恢复种菜植桑，“人家皆置圃”，从此崇阳经济渐渐脱离畸形状态，“桑麻特盛于鄂、岳之间”，民间衣食都可以自给自足了。后来北宋政府对茶叶的压榨越来越重，周边茶农多不堪重负。只有崇阳百姓多亏张咏的提倡，不仅丰衣足食，还凭借兴旺的桑蚕业继续保持着高收入。张咏离任之后，乡亲们还思念不已，为之立庙加以纪念呢。

　　一个县令尚如此，身为湖南经济一把手的高郁怎么会看不出问题？桑蚕之事直接关系百姓生活，是生活中仅次于吃饭的问题，当时湖南所需纺织用品几乎全靠北方供应，你买吧，万一朝廷和湖南翻了脸，湖南人光屁股去？可不买吧，你现在就得光屁股。当时除了四川，整个华南地区对北方纺织品的依赖程度，是今人无法想像的。
　　虽然长江流域在唐代已是天下经济重心所在，财富与人口都超过了北方。但北方仍然在生产技术上遥遥领先，尤其是他们的纺织业水平。《唐六典》曾评定全国各地的丝织品质量，结果北方在高档的绢类纺织品生产上占据压倒优势。绢类质量第一等到第四等的上榜城市36座，全被来自河南河北等北方地区的城市所垄断，南方无一入围。只有第五等14个州中，我们才能找到随州、黄州、安州三个南方系城市敬陪末座。

　　南方的纺织水平真是很可怜，只在品级较低的苎麻类纺织品上稍有可称。北绢的质量到底有多精美，还有件事很说明问题：靖康元年，北宋可耻的沦亡于金国铁骑的这一年，贪暴的金国向宋朝勒索一千万匹绢，软弱无能的北宋朝廷为此搜肠刮肚，将宫廷府库以及天南海北上贡的绢全部拿出来让金国人挑选。结果金人只将河北产的绢扫数虏走，而南绢“如浙绢悉以轻疏退回”南北差距由此可见一斑。

　　到了五代十国，就算像浙江的吴越这些丝纺业条件好的地区仍然不免要向中原大量采购军用衣料，更不要说落后的湖南了。高郁清楚，如果为了发展茶叶经济而使纺织业在湖南丧失生存基础，这个代价就太大了，他高郁就将沦为湖南的罪人。没有厚实的本土制造业作基础，商业竞争力就是无本之木。何况，每年辛苦生产的茶叶大量拿去换取布料用以维持基本的生活需求，浪费不说，还容易受制于人，使湖南在贸易上处于不利地位。

　　可差距实在太大，怎么入手呢？
　　日期：2011-02-22　20:13:35
　　春来新织嫁衣裳（下）
　　在纺织业的发展史上，浙江曾创造过一次奇迹。可能令很多人意外，直到唐代中叶，浙江的丝纺业仍很落后。新任浙东节度使薛兼训颇为着急。他是靠军功搏出位的，部下军人很多，挖空心思之下，想出这么个主意来。
　　薛谦把军中的光棍们召集到一块，派下一项特殊任务：上北方去，和那的姑娘们恋爱、结婚，然后把新媳妇带回来。公家负责一切费用。但有个条件，硬杠杠的：必须是纺织姑娘。只要技术好、水平高，就是长得像猪八戒，也得讨回来。
　　如果条件不达标，哪怕貌如嫦娥、国色天香，敢娶回来也以违令论处，严惩不贷。为此，薛老总不惜血本，拔出一笔巨额恋爱专款，按人头发下去。如此慷慨的公款征婚，令这群大兵拣到了天上掉的馅饼，揣上钞票就往中原跑，把平时泡妞的十八般武艺全施展出来，各显神通，每年为浙江娶回好几百个织妇。而且果然手艺精湛、织技高超，从此浙江纺织业水平飞速上升，纺品竞添花样，工艺精巧，“舞衣偏尚越罗轻”，令白居易、刘禹锡这些中原名士们赞不绝口。

　　高郁可没钱给湖南的光棍去外边找老婆。但他的手段更全面，参照唐代两税法的一些经验，高郁建议马殷令民间“输税者以用帛代钱”。这是个两全齐美的方法，既减轻了百姓负担，又推动了蚕织业。
　　唐制,农民辛苦收获的农产品常常先要换成现钱,才能再交税。可唐宋都闹钱荒闹得厉害，做买卖难见现钱。在货币经济还不够发达的唐代，人们多以布帛当成钱来买东西。绢类甚至成为官方法定的支付货币，在当时民间广泛使用，尤其在乡下村子里买鱼买肉，都得将绢布剪下半尺或一尺当钱支付。所以常是“用布帛处多，用钱外少”（《新唐书。食货志》）按韩愈的说法，既使是民间买盐，能掏得起现钱的老百姓，也十无二三。那时的人民，一点现钱都交了税，一年到头难免十天一月吃不起盐，必须淡食，平日只能用些自家生产的布帛，米粮等杂物购盐。山区的穷人有时连布帛也掏不出，只好“或一斤麻，或一两丝，或蜡或漆，或鱼或鸡”，拿些琐碎的东西买盐。

　　现钱如此难见，害得农民为了赚钱交税，不得不把辛辛苦苦生产的一点农产品贱卖掉，又经历商人多次盘剥，才能换到一点剩钱去上税。如果遇上荒年，更是搞得百姓纷纷破产，卖儿卖女，举家流亡异乡。晚唐诗人聂夷中曾有一首诗：《伤田家》，描述这种悲惨状况。“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诗中意境，甚至乱世帝王也为之动容。

　　马殷主政的湖南则是一片乐土，靠着茶叶收入，百姓们生活都不错，但要赚到现钱也不容易。按当时交易传统，即使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江淮，人们买茶也很少用铜钱，“皆将锦绣缯结，金钗银钏，入山交易”。所以马楚的税收，一般只征收实物，现在高郁规定以布帛代税，则逼着百姓们去弄布，去市场上买吧，不方便也不划算，好在布不像钱，自已生产并不难，于是家家户户只好种桑喂蚕，纺纱织布。就这样，湖南一下子“民间机杼大盛”，纺织业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千家万户都搞纺织，大伙交税之后，多余的布匹又得通过市场消化掉。这样就激化了彼此的技术竞争，刺激了花色品种的丰富和技艺的进步。可谓一举多得！

　　历史印证了这场奇迹：在唐代仅能生产一些简单纺品的湖南，经过高郁的推动，很快便能生产出工艺复杂、式样精美的高档纺品，其制作之妙，成为中原宫廷的贡品。其中竟有“盘龙御衣、龙凤蹙金脾腰、龙凤装箭服”“红丝弦”这类豪奢的帝王御用之物。到马殷的儿子们执政时，贡品更是绫罗绢绮锦缣无所不包，应用尽有。其中的“罗”还分为白罗、筒卷白罗等，足见分工精细。产业规模也相当大，在后晋、后汉时，曾有分别上贡丝由六千匹、绢二万匹的记录，湖南纺织业的规模可见一斑。令中原人士刮目相看，甚至赞叹湖南“至是机抒遂絮于吴越”。

　　湖南丝织业还新辟一个财源：棉纺业。木棉自唐时从东南亚传入广西桂管地区，五代的桂管正在马楚辖区内。因此棉布纺织繁盛一时，木棉厚实，不仅可以做成土人的衣服御寒保暖，还可以制成奢侈品，像地毯和高档的吉贝布，后来又是马楚贡奉中原，借以取悦朝廷的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