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玠是怎样一个人呢？《三国志》载：太祖为司空丞相，玠尝为东曹掾，与崔琰并典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於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太祖叹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文帝为五官将，亲自诣玠，属所亲眷。玠答曰：“老臣以能守职，幸得免戾，今所说人非迁次，是以不敢奉命。”

　　由此可见，毛玠之清正，史所罕有。曹操用他主持选举，也算知人善任。举措之政，属国家大本，民心所系。孔子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而能够实现这一点的，大概就是毛玠这样的人吧。
　　首先他唯贤是举，以德为先，因此所选都是清正之士；其次他唯才是举，不信虚名，如此沽名钓誉之徒便没了市场；第三他崇尚节俭，以身作则。这样“天下之士廉节自励”蔚然成风；第四他不徇私情，坚持原则。即使曹丕亲自求情，也不奉命。如此操守，史家所载能有几人？所以连曹操也叹服说：“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

　　毛玠用他的行动证明“举直错诸枉”不是不能实现的神话。然而毛玠的被免职却同样证明，“举直错诸枉”只能是阶段性的神话。当统治者想收买人心的时候，肯定会重用毛玠这样的人；当统治者事业大定，民心对于他不怎么重要的时候，毛玠也就不怎么重要了。
　　毛玠的被下狱以致最终被免职首先是因为崔琰的冤死，其次是因为一句话，从根本上讲就是曹操已经不需要且厌倦了这些清正的人。因为他们的清正不仅律己，而且律人，而曹操本身不仅不自律，而且非常出格，将来会更加出格。这是一个矛盾，不可调和的矛盾。解决矛盾的方法在曹操而言很简单，就是让清正的人走开。
　　崔琰和毛玠一样的清正，史料载其“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惮焉”。崔琰的死是个冤案，易中天教授已经分析得很透彻，现在说一下毛玠的被罢黜。
　　《三国志》载：后有白玠者：“出见黥面反者，其妻子没为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盖此也’。”太祖大怒，收玠付狱。
　　很少有人深入研究这句话，毛玠这句话到底有什么深意？它为什么导致曹操的“大怒”？竟至于收其付狱？

　　这其实反映了毛玠对曹操“暴政”的不满。我们知道曹操实行的是法治，是用严刑峻法威服百姓，这本质就是暴政。早期曹操为了收买人心，执法还力求公正，可是到了后期，他随意捏造罪名杀害贤者，就更是暴政了。毛玠是仁者，他的思想属儒家正统思想，他认为治国应该施行仁政。什么是仁政？孔子的话解释得很清楚“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子欲善而民善矣。焉用杀？”“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毛玠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自己的政治理想，“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然而曹操的政策却与他的理想恰恰相反。尤其是崔琰的死，深深地触动了他的内心。以他的明哲，他清楚地知道崔琰的真实死因，甚至他能预感到自己可能比崔琰好不了多少。这就是政治的残酷性，它让人不寒而栗！而政治之所以让人不寒而栗，主要是因为上面有一个暴君。而曹操，就是这样一个暴君。他种种的想法凝聚成了那句话“使天不雨者盖此也！”

　　还好，毛玠的话比较含蓄，且似乎只是针对刑罚，还不至于落成死罪。再加上桓阶、和洽进言求情，而曹操赐死崔琰也深感良心不安，终于没有再开杀戒，就把毛玠罢黜回家。清正自守的一代名臣毛玠总算得以善终。
　　毛玠是在曹操破黄巾定兖州的时候进入到曹操阵营的。当时曹操获人口百万，得黄巾降卒三十万。毛玠把曹操当成了救世之主，于是向他进献了自己的战略规划。曹操基本是按照毛玠的建议做的，但是他的目标却与毛玠的希望截然不同。毛玠希望他能“奉天子以令不臣”，统一中国，成五霸之业。而曹操注定要“挟天子以令诸侯”，统一天下之后篡汉自立。毛玠希望曹操做周公，而曹操分明就是曹操。

　　曹操如果坚定不移地执行毛玠的方略，他的事业进展将会顺利得多。然而曹操另有残暴的一面。他的残暴注定他会有更多的杀戮，而他的杀戮注定他事业的不顺利，甚至注定他不能统一中国，注定最后会出现一个三国鼎立的局面。
　　在迎奉献帝之前，曹操做了他生平第一件大错事——为报父仇屠徐州。如无此错，曹操的事业发展将顺利得多。这一错，暴露了他残暴的本性，几乎众叛亲离。而当他迎奉天子迁都许县以后，对天子很快就没有了最初的恭敬。“奉天子”也就成了“挟天子”，这引起了一批正义人士的极度反感。衣带诏事件虽查无实据，但也绝非空穴来风。

　　曹操没能贯彻毛玠的战略，那么袁绍呢？
　　就结局而论，袁绍是个失败者，但袁绍也有过阶段性的成功。他自董卓为乱单身出逃开始，于渤海起兵，成为讨伐董卓的诸侯盟主。而后他的势力迅速发展，最终战胜了辽西枭雄公孙瓒而雄踞四州，虎视天下。这中间有一个谋士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人就是沮授。
　　沮授本为冀州牧韩馥的别驾，韩馥让州牧于袁绍，于是沮授就辅佐了袁绍。据史料载沮授“少有大志，多权略”。在韩馥想让位于袁绍的时候，长史耿武、别驾闵纯、治中李历曾苦苦劝谏，而沮授并没说话。这不是沮授对韩馥不忠，而是他认定韩馥性格怯弱，难以成事，让贤是最好的选择。在他眼里，袁绍很像个英雄，再加上袁氏一族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辅佐他一定能成大事。而在他心里，已经形成了一个宏伟的蓝图。

　　《三国志•袁绍传》载：从事沮授说绍曰：“将军弱冠登朝，则播名海内；值废立之际，则忠义奋发；单骑出奔，则董卓怀怖；济河而北，则勃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觽，威震河朔，名重天下。虽黄巾猾乱，黑山跋扈，举军东向，则青州可定；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回觽北首，则公孙必丧；震胁戎狄，则匈奴必从。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拥百万之觽，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复，以此争锋，谁能敌之？比及数年，此功不难。”

　　这就是沮授为袁绍规划的战略蓝图。沮授的高明之处并不在于收四州之地，而在于得到四洲后应该立刻“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为什么？这是大义所在。如此就可以号令天下，成五霸之业。这就比一般人看问题就远得多，这就是所谓“少有大志”。可惜袁绍没有听从，不然，曹操岂有迎奉天子的机会？
　　后来沮授见袁绍不想迎奉天子，就又做了一次努力。据《献帝传》曰：沮授说绍云：“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驾，安宫鄴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这次沮授基本看透了袁绍的小心眼，于是说话也就不再含蓄，而是直白地告诉他“迎奉天子”实际是“挟持天子”。于是“绍悦，将从之”。不想沮授好不容易劝醒了袁绍，结果郭图、淳于琼两个人几句话就把袁绍迎天子的想法打消了。

　　历史证明，搭个台子很难，但拆台是很容易的。而袁绍的最终失败，一个重大原因就是替他搭台的人少，给他拆台的人多。
　　当然问题根本还是出在袁绍自己身上。面对袁绍的执迷不悟，沮授只能再次力争：“今迎朝廷，至义也，又於时宜大计也，若不早图，必有先人者也。夫权不失机，功在速捷，将军其图之！”显然沮授有些急切了，他强调这是“大义”，这是“大计”，这是“大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殊不知袁绍这个人是见不得别人急切的。你越急切，他越平静，你越是强调你多么正确，他越是要坚持他自己的错误。这次袁绍一听什么“至义”，态度反倒更坚决了。因为他心中从来就没有过什么“至义”，他也不相信大义能解决什么问题，他只相信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