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里之所以要发这段感慨，是因为有家很有影响力的报纸发表了一篇题为《范质这个读书人》的文章（原文附后），说范质这个读书人一生只会写公文，“写得再好后人也懒得翻阅，时过境迁即无价值。”“读书人不能为后人留下一点可供把玩或思考的文字，说什么都是一种悲哀。”该文还说历事五朝（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北宋）、“欠世宗一死”的范质“把做人应有的气节丢得干干净净，视改朝换代如换雇主。”我以为这些看法都是不妥的，应该站出来为范质说几句公道话。至于范质历事五朝，所谓“欠世宗一死”，我们也应该有个正确的评价。宋太宗赵光义确实说过范质“欠世宗一死，为可惜尔”（《宋史•范质传》）这个话，但是一个人如果能够选择，谁又愿意生活在唐末五代乱世？五代时，朝代短促，更换频繁，一个王朝长者十几年，短者三四年，统治者不仅走马灯似的更换，而且那些帝王们，多半是一些混世魔王，在这种情况下，要范质拘泥于“殉职”、“忠君”和“死事一姓”之类的封建伦理观念，只能是一种极其迂腐的表现。身处乱世的读书人，自有其设身处地的人生体验和价值判断。连欧阳修都不得不承认：“天下五代，士之不幸而生其时，欲全其节而不二者，固鲜矣。于此之时，责士以死与必去，则天下为无士矣。”（《新五代史•死事传第二十一》）所以说，能于乱世保持本性求生存，并能为治国安邦做出一定贡献，就已经相当不错了。若一定要以“殉职”、“忠君”和“死事一姓”这类腐朽字眼论人品，讲气节，那赵光义兄弟似乎更应该去死。他们也是先朝的大臣，并不是石头缝里突然蹦出来的“孙猴子”，他们自己不“殉职”，不“忠君”，不“死事一姓”，还“欺负”后周的孤儿寡母，把人家的皇位抢夺过来，这种人还有什么资格和脸面要求别人为周世宗“殉职”，还有什么理由在全社会提倡忠心不二的道德规范，这不是太可笑了吗？！更奇怪的是今天居然还有人为范质没有为周世宗“殉职”而愤愤不平，这究竟是范质“把做人应有的气节丢得干干净净”，还是作者本人满脑子装着腐朽的封建思想，倒是值得认真问一问了！

　　日期：2010-10-05　19:58:35
　　万世罪人桑维翰
　　一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王夫之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既注重人物之间的差异，又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详细区分，从不一概而论。比如他对“谋国而贻天下之大患”的“天下之罪人”的分析评价，就分出了三个不同的等级：“祸在一时之天下，则一时之罪人，卢杞是也；祸及一代，则一代之罪人，李林甫是也；祸及万世，则万世之罪人，自生民以来，唯桑维翰当之。”（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九）他用这种评价方法所得出的结论，既辨别了是非轻重，又把民族利益高于君主利益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最高标准，不仅见解独特，而且发人深省。

　　王夫之论及的三个历史“罪人”，卢杞是唐德宗朝宰相，李林甫是唐玄宗朝宰相，桑维翰是后唐军阀石敬瑭的掌书记。他们所犯下的罪行是：卢杞妒贤忌能，陷害大臣，又以筹军资为名，搜刮财货，长安因而罢市；继又征收间架、除陌等税，民间怨声载道，从而酿成藩镇叛乱，泾原兵哗变，朝廷播迁，所以王夫之称他为“一时之罪人”。李林甫阴柔狡猾，为相十九年，厚结宦官、嫔妃，迎合玄宗意图，又排斥异己，使唐朝政治日益败坏，“安史之乱”由此而生，唐朝从此由盛入衰，所以王夫之称他为“一代之罪人”。桑维翰担任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掌书记期间，为助石敬瑭称帝，主谋引契丹兵为助，并亲赴契丹乞援，竟以割让燕、云十六州，贿送契丹巨额财物，甘当儿皇帝为条件，换取契丹对石敬瑭的支持，所以王夫之称他为“万世之罪人”。因为自从燕、云十六州被割让之后，中原王朝在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军事斗争中便处于无险可守的被动地位，不仅使契丹贵族长驱直入，为侵扰中原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使后来宋朝的东北边境一直受到契丹、女真贵族的侵扰而不能防御。当蒙古贵族和满族兴起之后，又沿此路南下，分别灭掉了宋朝和明朝，可见桑维翰的这一行为对后世确实“贻害无穷”，为中原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王夫之认为，桑维翰不仅严重地损害和出卖了民族利益，而且造成了极其严重和深远的后果，应该对此负重要责任。

　　二
　　桑维翰，字国侨，洛阳（今属河南）人。此人虽然长相丑陋，身短面长，可他自认为“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立志要做大官。然而去参加进士考试时，主考官因为厌恶“桑”与“丧”同音而没有录取他。有人劝他改姓，他不肯；又劝他放弃科举，他也不同意。为表明心志，他特意铸造了一方铁砚，发誓说：“要是等到我把铁砚磨破了还不能榜上题名，我就改业。”他勤学苦练，工夫不负有心人，结果铁砚还完好无损，就在后唐庄宗同光年间（923—925年）考取了进士。

　　后唐明宗长兴二年（931年），石敬瑭任河阳节度使（治孟州，今河南孟县南），桑维翰来到孟州，出任河阳节度掌书记，成为石敬瑭的秘书。此后，他就一直追随石敬瑭，历任河阳、成德、河东节度掌书记，直到石敬瑭立国称帝为止。
　　清泰三年（936年）五月，后唐末帝李从珂因石敬瑭在河东手握重兵，心怀异志，便听从秘书兼主要谋士薛文遇的建议，让石敬瑭去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北）做天平节度使，并任用建雄节度使张敬达为西北蕃汉马步都部署，催促石敬瑭速赴郓州。消息传来，石敬瑭征求部下意见，只有都押牙刘知远（即后来的后汉开国皇帝）和掌书记桑维翰坚决支持他造反。刘知远认为：“您治军有方，将士赤诚拥戴，如果起兵，可成帝业，怎么能因为朝廷的一纸调令就自投罗网呢！”作为石敬瑭的心腹秘书，桑维翰深知这种空洞的口号是无法让阅历丰富的石敬瑭速下决心的，因而非常详尽地为石敬瑭分析了有利形势和条件：“李从珂当初即位时，您曾入京祝贺，他岂能不懂得不可放虎归山的道理！但是您入朝后仍然可以平安归来，正说明您有天命在身。李从珂是明宗的养子，他继位做皇帝是名不正言不顺的；您是明宗的爱婿，如今却把您当成反逆，李从珂已经把事情完全做绝。明宗曾经与契丹约为兄弟，其部落就近在云州和应州，您如果能够推心置腹地曲意讨好他们，万一有什么急事，可以及时得到他们的增援，还担心什么事不能办成呢？”这番话果然打动了石敬瑭，使他下定决心与李从珂开战。

　　石敬瑭立即吩咐桑维翰起草文书，向契丹称臣，事以父礼；又约定事成之日，不但会赠送大量财物给契丹，还打算割让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的全部土地即燕、云十六州给他们。刘知远看了文书内容之后，认为称臣可以，但用父亲的礼节来对待契丹就太过分了；只要多给契丹一些财物，就足以使他们动心，不必许诺割让土地，否则会贻害无穷，后悔莫及。可是一心想要夺权做皇帝的石敬瑭在桑维翰的坚决支持下，不为所动，一意孤行。文书送到契丹，契丹国主耶律德光大喜过望，告诉他的母亲述律太后说：“孩儿最近梦见石郎派遣使者来，现在果然来了，这真是天意啊！”于是当即给石敬瑭写了回信，答应等到天凉之后，将举全国之力来支援他。

　　石敬瑭反叛后，李从珂任命张敬达和杨光远为正副总指挥，对他进行讨伐。张敬达在晋安乡（晋阳南）筑长围以围困晋阳，石敬瑭领兵坚守，形势一时告急。九月，耶律德光履约而至，亲自率领五万大军援助石敬瑭，当天就将后唐军队打败并对晋安寨进行反包围。李从珂调集援军赶来解围，援军主帅、卢龙节度使赵德钧却心怀鬼胎，派遣使者携带财物游说耶律德光，声称只要能让自己当上皇帝，他愿意立即率兵南下洛阳，与契丹结为兄弟之国；石敬瑭则可以维持现状，仍然镇守河东。耶律德光仔细权衡利弊，不禁动了见好就收的念头，打算接受赵德钧的条件。

　　石敬瑭获悉这一消息之后，大惊失色，急忙派遣桑维翰赶到契丹军营，跪在耶律德光帐前哭诉：“赵德钧早已图谋不轨，忠信全无，他所做出的一切承诺都毫无意义，您怎么能够相信他的鬼话，贪取毫末小利，丢弃将要完成的功业呢？如果晋国能够占据中原，将竭尽国家的全部财力来报答大国的救助之恩，哪里是赵德钧承诺的一点蝇头小利可以相比呢！”耶律德光答道：“猎人失手，必遭兽咬，何况赵德钧手握重兵，是个劲敌，我当然要讲究兵家的权谋之道，并不是有意放弃先前与你们的承诺。”桑维翰唯恐大局有变，索性一跪不起，从早到晚哭泣流涕，用尽心思据理力争。耶律德光终于被他的执着和诚意所感动，指着帐前的一块石头对赵德钧的使者说：“我已经许诺石郎了，除非这块石头烂了，主意才会改变。”

　　由此看来，在石敬瑭卖国篡位，以割地、贿赂、称儿皇帝等三个条件取得契丹贵族的支持，灭掉后唐建立后晋的整个过程中，其节度掌书记桑维翰确实起了重大而特殊的作用：一是明确建议石敬瑭勾结契丹兵灭后唐；二是根据石敬瑭授意草拟卖国文书；三是关键时刻亲自出马，成功劝说耶律德光放弃赵德钧，坚决支持石敬瑭。可以这么说：桑维翰既是石敬瑭卖国篡位的主要策划者，又是这一计划的忠实执行者，其突出作用确实非他人可比。正因如此，桑维翰对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之事才难辞其咎，痛斥其为民族败类、卖国贼和“万世之罪人”，毫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