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作者任翰林学士，受知于唐昭宗，甚得信任。按理说，他们君臣是不存在隔阂，有着良好的工作关系和私人情谊的，做起工作来也是密切配合，相得益彰的。然而，唐昭宗虽然胸怀大志，雄心勃勃，有振兴朝纲的志向，想挽救帝国于危难之中，却年轻气盛，无所顾忌，头脑发热，轻举妄动，具有皇室子弟逞能和任性的特质。他往往容易将事情想象得十分简单，一即位就招募大量新兵，打算以强大的兵力来压制强藩。然而，此时的唐朝积弱已久，宦官专权，藩镇跋扈，战乱不断，皇权衰微。尤其是各种势力盘根错节，宦官和权臣均勾结藩镇为外援，朝廷内部矛盾重重，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局势相当微妙而复杂。唐昭宗本人也成了各种势力的猎物，势力集团都想通过控制他来号令天下。要想治愈晚唐这个各种器官已经严重衰竭的重症病人，下猛药只能适得其反，只能慢慢加以调理和恢复。迷信武力的唐昭宗却对此浑然不觉，贸然对藩镇采取强硬姿态，企图重新建立中央权威，结果反而引来更大的危机。因复兴无望，唐昭宗深感无力回天，雄心壮志逐渐消退，理想抱负开始黯淡，已经失去先前进取的锐气，到最后竟然完全变了一个人，不仅不思进取，而且自暴自弃，经常酗酒麻丨醉丨自己。他的性情也喜怒无常，越来越凶恶暴躁，动不动就杀死左右侍臣。宦官们感到恐惧，于是合谋将其废黜。两个月之后，宰相崔胤和时任给事中的韩偓等人联合神策军将领打败宦官，迎昭宗复位，他却报仇心切，迫不及待地要尽除宦官，于是病急乱投医，居然想利用地方军阀来制约宦官，最后宦官问题虽然得到彻底解决，唐昭宗自己却成了战利品，被军阀们争来抢去。唐昭宗完全失去了掌控朝政的权力，眼睁睁地看着国家走向灭亡。

　　韩偓就是在这样一种特殊政治条件下服务并受知于唐昭宗的。他和唐昭宗确有君臣知遇之感，也很想为唐昭宗效忠和尽力，内诛宦官，外制军阀，以保全李唐政权。但他毕竟是个手无寸铁的文人，只能出出主意，当当参谋，写写文件，一旦被宦官和权臣所忌，他就再无其他办法。朱全忠控制唐昭宗后，将韩偓斥逐出去，唐昭宗虽然紧紧抓着他的手不放，泪流满面地说：“我左右无人矣！”（《新唐书•韩偓传》）但也不敢出一言救他。“君臣际会难”到如此地步，确实让人悲怆落泪。

　　在同一时期，韩偓还写了《与吴子华侍郎同年玉堂同直怀恩叙恳因成长句四韵兼呈诸同年》一诗。此诗也是作者在翰林学士院值班时所作。诗中说自己虽是“声名烜赫文章士，金紫雍容富贵身”，但却“绛帐恩深无路报，语馀相顾却酸辛”（《全唐诗》卷六百八十）。同样表达了作者报国无门、效忠无路的无穷感慨和君臣际会难的严峻事实。

　　日期：2010-10-09　21:58:36
　　名人也有阴暗面
　　发生在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的“乌台诗案”，是一场典型的文字狱。引发这场文字狱的，虽然是苏轼写的一篇公文《湖州谢上表》，但最后给苏轼定罪的证据，却是他写的若干首诗词。几十年前，康生因发明“利用小说进行反党”的罪名而使小说《刘志丹》的作者李建彤以及一大批高级领导干部遭受政治迫害，九百多年前的苏轼因诗获罪，首先陷害他的人又是谁呢？其始作俑者不是别人，而是苏轼的好朋友、我国北宋时期伟大的科学家沈括！沈括不仅首先主动检举揭发了苏轼的诗词有反皇帝、反朝廷倾向，而且采取的手段也最卑鄙无耻：告密。这就让人觉得十分意外并感到太不是滋味了！一个写出了《梦溪笔谈》这样伟大著作的科学文化名人，居然干出这种必将终身背负恶名和遭人唾骂的勾当，怪不得余秋雨先生说他是一个“人格人品上不可亲近”的小人了（《山居笔记•苏东坡突围》）。

　　沈括向朝廷告密，检举揭发苏轼的诗词含有怨恨和毁谤情绪这件事，就发生在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上半年。头一年六月份，沈括奉命考察核实两浙路农田水利和差役等事。他出差到了杭州，于公于私都得拜访在这里做地方官的大名鼎鼎的苏轼。他们两人不仅年龄、爱好相近，都是当朝有名的文人学者，而且曾经在一个部门共过事：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前后，沈括在昭文馆编校图书典籍，苏轼直史馆，都在馆阁工作。后来，苏轼与王安石意见不合，不便继续在朝中工作，便在熙宁四年（1071年）四月主动要求到地方上任职，不久获准担任杭州通判职务。更何况沈括离京前，宋神宗还特意叮嘱过他：“苏轼在杭州做通判，你到了那里，要好心对待他。”所以，沈括到了杭州，与苏轼见面叙旧，商谈工作，不仅极其正常，而且非见不可。可是有谁会想到，就是这次见面，竟与五年后发生的那场牵连苏轼二三十位亲友、一百多首诗词的震惊朝野的政治大冤案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呢？当然，沈括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其沉重的：此后不管他的事业成就有多高，名望声誉有多大，其人格人品上的污点，却再也难以被抵消了。也就是说，他有再伟大的成就、再夺目的辉煌，也掩盖不住他那丑恶本质和小人嘴脸。

　　那是沈括和苏轼这两个老朋友见面叙谈兴致正浓的时候，沈括向苏轼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先生文名冠时，所写诗文天下传诵，能不能亲自抄写几首近作给我拜读，并带回去留作纪念呢？”苏轼一听，心想这有什么不可以的，马上答应下来，并当即研墨挥毫，抄写了几首自认为比较满意的诗词送给沈括。
　　古时文人诗文酬答，相互寄赠唱和，既是一种时尚，也是发表作品的方式和手段之一。他们相互寄赠作品时，很少怀疑别人利用自己的作品谋取什么私利，更不会担心有人歪曲自己的作品来陷害自己。哪晓得沈括这回却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什么好心，他看到苏轼的诗词里流露着某种不“健康”的情绪（其实更多的是沈括自己对苏轼诗词中的某些词句和意象作上纲上线的推断和诠释），第二年四月结束公干回到京城后，马上写了一篇简短的检举揭发材料贴在苏轼亲手抄录的诗词上面，一并递交给有关部门。他在检举揭发材料中说苏轼居心不良，利用诗词对皇帝和朝廷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有着十分明显的反皇帝、反朝廷倾向。也不知是沈括的诬告过于牵强附会，使人一看就知道是无中生有、恶意中伤，还是宋神宗内心里很看不惯沈括这种鬼鬼祟祟的行为？总之，沈括的小报告递上去之后，并没有产生什么反响，也没有对苏轼造成直接伤害，相反，不久苏轼还官升一级，到密州当知州去了。沈括企图通过陷害朋友而邀功请赏的目的看来是完全落空了。

　　既然如此，五年后发生的那场政治冤案“乌台诗案”，为什么说与沈括的告密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呢？原因就在于：“乌台诗案”最后给苏轼定罪的证据，就是苏轼所写的一百多首诗词，而其中大部分作品又是苏轼在杭州任职期间写的；而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为了置苏轼于死地，之所以知道从苏轼所写的诗词中寻找突破口，恰恰就是从沈括前几年的告密行为中得到了启发。也就是说，如果不是沈括首先发明了从词句和意象上对苏轼诗词作上纲上线的推断和诠释，李定等人也许连这个害人的门道都摸不着呢！正因如此，《元祐补录》等著作才会说：“其后李定、舒亶党论轼诗置狱，实本于括云。”（颜中其编注：《苏东坡轶事汇编•乌台诗案》引《元祐补录》）

　　沈括这么一位博学多才、成就显著的科学家，这么一位光彩照人的科学文化巨人，怎么会鬼迷心窍地做出这种下作之事，来陷害自己的老朋友和老同事呢？分析其原因，主要有这么几点：
　　一、由于王安石与苏轼政见不同，而沈括又是新法的坚定支持者，当时宋神宗正高度信任王安石，沈括此举，显然有讨好王安石之目的。
　　二、苏轼出任杭州通判，本是他自己在京城待不下去，主动要求外放的。作为一个失意之人，宋神宗却在沈括离京之前，特意交代他到了杭州之后，要好心关照苏轼，因此特别使沈括觉得不是滋味，从而产生了某种酸溜溜的情绪，有意要对苏轼进行打压。
　　三、沈括的人品本来就很差。王安石在位时，沈括每次到外地出差，回京后必然盛赞新法大为便民，以此讨好王安石；王安石失势后，沈括却特意向宰相吴充呈上奏疏，指出新法的种种弊端。沈括这种两面派嘴脸的拙劣表演，不仅吴充十分看不惯，而且宋神宗也特别鄙视他，于是“始恶（沈）括之为人”（《东轩笔录》卷之六）。多年后，沈括被罢官，闲居润州（今江苏镇江），偶与苏轼见面，他竟然能够装得没事一样，不仅对苏轼“迎谒甚恭”，而且以鄜延所得石墨为赠。苏轼碍于情面，虽然接受了沈括赠送的这一小小礼物，却“益薄其人”（见颜中其编注：《苏东坡逸事汇编》引《元祐补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