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在汴、徐两地做幕僚，时间虽短，职务也低，却是他一生中比较安逸和富足的一段时间。
　　韩愈由汴至徐，还没有正式进入张建封幕府工作之前，曾写了一首《此日足可惜赠张籍》诗，其中说：“箧中有余衣，盎中有余粮。闭门读书史，窗户忽已凉。”离开徐州回京待选途中，他又写了一首《山石》诗，其中一句是这样写的：“人生如此自可乐。”在《与卫中行书》一文中，他甚至跟朋友说：“始相识时，方甚贫，衣食于人；其后相见于汴、徐二州，仆皆为之从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时，丰约百倍，足下视吾饮食衣服，亦有异乎？”（《韩昌黎集》卷十七）从这些诗文中可知他当时的心情十分平静和自得，生活也过得相当闲适和满足，远非几年前在京城漂泊求官时的燥急可比。

　　二
　　韩愈能够迅速摆脱困境，由“乞丐”成“小康”，自然得益于中晚唐幕僚的待遇相当丰厚。据有关资料和文献记载，像韩愈担任的这种幕府推官，如果所带外官职务为校书郎，每月俸料钱是三万文，所带外官职务为协律郎，每月俸料钱是四万文。按当时物价，一匹绢值八百文，一斤盐值四十文，一斗米值五十文，韩愈每月固定收入能买多少绢、盐、米，一算就清楚了。所以说，韩愈做幕僚时的固定收入确实很不错，完全可以过上较高水平生活。

　　相比之下，同级别的朝官，收入就寒酸多了。还是以韩愈为例来说话。如果他不去幕府任职，而是在京城做校书郎和协律郎，每月俸料钱分别为一万六千文和两万文，差不多只有幕职的一半。正因为朝官收入比幕职收入低许多，所以他们一旦到朝廷任职，生活水平就会急剧下降，甚至重新陷入贫困境地。韩愈担任四门博士之后，就遇到了这种情况。

　　自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年）担任四门博士，到唐宪宗元和七年（812年）再为国子博士，十一年间韩愈还担任过监察御史、连州阳山县令、江陵府法曹参军、国子博士、河南县令、职方员外郎等多种职务。论级别，这些职务都比韩愈在幕府工作时所带朝衔高，但这一时期韩愈的生活水平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大大降低甚至显得贫穷，这从他留下来的大量诗文中就能明显感觉到。

　　因为养家困难，韩愈做了四门博士后，不得已又恢复了求人资助的行为。他曾给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写信，其中说：“愈今者惟朝夕刍米仆赁之资是急，不过费阁下一朝之享而足也。”（《韩昌黎集》卷十七）在《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一诗中，他说自己“酸寒何足道”。在《祭郴州李使君文》中，他又说“虽掾俸之酸寒，要拔贫而为富”（《韩昌黎集》卷二十二）。韩愈写这些诗文时，或在赴江陵途中，或为江陵府法曹参军，可见他当时的生活状况的确很糟糕。

　　后来韩愈先后几次担任国子博士。国子博士是正五品官，属于中高级干部行列，但他的日子似乎仍然不好过。《崔十六少府摄伊阳以诗及书见投因酬三十韵》就是写于这一时期的作品，其中说：“有时未朝餐，得米日已晏。”在著名的《进学解》里，以至学生都嘲笑他们的先生“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身为国立大学的著名教授，韩愈的日常生活居然如此捉襟见肘，真让人难以置信。

　　韩愈最终结束苦日子，是元和八年（813年）升为比部郎中之后。此时的他不仅官高俸厚，而且靠写碑铭能够获得许多额外收入。他晚年留下的诗文中，再也没有提到过贫寒，原因就在这里。
　　韩愈除了做“京漂族”十年完全靠求人度日不算，此后为官近三十年，他的生活明显表现为两头富，中间穷。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中晚唐的幕职待遇的确非常丰厚，只要愿意并且能够进入地方军政幕府工作，个人生活就会得到极大改善和提高，这对鼓励青年士子到基层工作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事实上这也是当时许多著名文士（包括不少考取进士又有了其他科名的人）纷纷涌入节度使、观察使的幕府做巡官、推官和掌书记之类文职幕僚的主要原因。

　　三
　　中晚唐幕职待遇丰厚，除正常固定的俸料钱之外，往往还有优厚的杂给。因为中晚唐以后，地方官吏除法定俸禄之外，其他不载于法令而可以作为正当收入者，为数远在中央官吏之上。这个问题因为比较复杂，需要花费不少笔墨才能说清楚，所以只能点到为止。
　　但下面这个问题不能不详细介绍一下。
　　除俸料和杂给外，中晚唐幕职还有一笔收入也相当可观，那就是幕主正式下聘书时送去的聘金。这种聘金主要用于两项开支，一是路费，二是置办必要的行装。
　　幕主送聘金给幕僚，作为聘礼，史料中常有记载。杜牧《唐故灞陵骆处士墓志铭》说：“至元和初……相国杜公黄裳在蒲津，相国张公弘静在并州、大梁，浑尚书镐在易定，潘侍郎孟阳在蜀之东川，司徒薛公苹在郑滑，皆挈卑词币马至门，曰：‘处士不能一起助我为治乎？’”（《樊川文集》卷九）
　　文中写到的“卑词”即聘书，“币马”即聘金和马匹。

　　唐宪宗元和年间，杜黄裳、张弘静、浑镐、潘孟阳、薛苹等五位高官要人先后将聘书和聘金送上门来，恳请这位骆处士做幕僚，态度确实够诚恳，礼遇确实很隆重。这一方面说明骆处士确实是个高人，另一方面也表明送聘金这种做法，在唐代早已有非常久远的传统，是当时最合乎古礼的聘请幕僚之礼。
　　李商隐《上河东公谢聘钱启》一文，不但写到幕主送的聘金为数不少，而且特别提到这些钱是给应聘者“备行李”之用的：“某启：伏蒙示及赐钱三十五万以备行李，谨依荣示捧领讫。伏以古求良材，必有礼币。”
　　这是唐宣宗大中年间李商隐被河东公柳仲郢聘为剑南东川节度判官，收到“三十五万”聘金后，亲笔所写的感谢信。三十五万可是一笔相当大的钱财。
　　前面写过，朝官校书郎和协律郎每月俸料钱仅为一万六千文和两万文，李商隐尚未上任工作，就收到幕主柳仲郢一次性送来三十五万聘金，几乎等于当时一个校书郎和协律郎一年半到两年的工资总收入，数目确实大得吓人。那么大一笔钱，上任时的路费和置办行装是无论如何花不完的，完全可以用来补贴家用，大大改善全家人的生活品质。如果不想大手大脚花掉，则可将余钱存进银行吃利息。李商隐上任后，每月还有丰厚的俸禄收入，可想而知他的经济状况是非常之好的，决不至于像他许多传记所说的那样“生活潦倒”。所以，李商隐的“潦倒”，应当不是指生活上的贫困，而是说他官运不济，一辈子沉沦幕府，没能“升于朝廷”，在仕途上取得更大的发展。

　　在李商隐的文集里，不但有他为自己所写的《上河东公谢聘钱启》，而且还有另外三篇代别人所写的类似文书：《为桂州卢副使谢聘钱启》、《为东川崔从事谢聘钱启》和《为同州张评事谢聘钱启》。这几篇谢启虽然没有透露具体的聘钱数目，但从其用典如“多若凿山，积如别藏”、“磨文难灭，校贯知多”和“重非半两，轻异五铢，子母相权，饥寒顿解”等语看来，聘金应当非常可观。这三篇谢启的开头部分，也都用了“钱若干，伏蒙赐备行李”这种现成的套语，显示李商隐只是代人写感谢信，其“钱若干”的“若干”部分，当由事主自己填上确实数目（详见赖瑞和《唐代基层文官》第五章）。

　　中晚唐的幕职待遇既丰厚，上任前又能得到一大笔聘金，所以仅从生活方面而言，唐代的文士如果能够积极主动投身幕府，先从基层幕僚干起，确实是一种很不错甚至十分让人羡慕的选择。尤其像韩愈这种没有半点经济来源，完全靠求人度日的“京漂族”，更应该尽早离开京城，先解决就业问题。
　　只有自己养活自己，才活得有乐趣和尊严。
　　好马也吃回头草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