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儒——遥望那些远去的文化山峰》
第51节

作者: 酒量犹豪人渐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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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2-05-05 09:00:01

  三
  我一直在党锢之祸后的人群中寻找何休的踪影。
  陈蕃死后的公元169年,侯览、曹节等宦官开始大肆搜捕党人,将李膺、杜密、范滂、虞放等百余位名士清流一并下狱处死,家属遭流放,之后,灵帝又下诏各州郡查究党人,凡党人及其门生、故吏、父子、兄弟现居官位者,一概免职禁锢,受其牵连被杀害、流放、撤职禁锢者又有六七百人,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
  时光仿佛倒流到春秋,一切像极了晋国发生的下宫之难。
  陈蕃被诛之后,其友朱震闻而弃官,冒着被杀危险,不远千里前来收葬陈蕃尸首,并将陈蕃之子陈逸隐姓埋名,藏匿于甘陵地界。事发之后,他被捕入狱,合门桎梏,酷刑考掠之下,誓死不说陈逸藏身之地。灾难之中,焕发了士人空前的人格光辉!
  名贤被诛,清流遭洗,众口钳制,万马齐喑。
  而做为秦焚书坑儒余绪,东汉末年发生的党锢之祸,又成为后世残暴统治者以言论治罪士人的先声,如发生在北宋的蔡京惩治元佑党人案,发生在明末的魏忠贤迫害东林党人案,均效法于此。
  士穷而节现。血腥而酷烈的党锢之祸,一方面使整个社会陷入空前的黑暗和混乱之中,但另一方面却砥砺了士风,涌现出一大批不避祸难,挺身而出,慷慨赴死的士人。
  很遗憾,这个人群之中没有何休。
  同时也很庆幸,他没加入这个人群。如明知“吾观中国,知大劫行至矣!”的清末儒家谭嗣同,只求“以心力挽劫运”,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使,死无憾焉”(《仁学》),最后他死于屠刀之下,杀身成仁,但轻掷的不只是他一己血肉之躯,而是可能在其他方面对社会对族群有更大贡献的一条伟大生命。
  党锢之祸后,大批士人选择了另一条人生之路——退归林下,隐于泉壑。
  早在汉顺帝之时,就有高洁之士毁裂冠带,避祸深山,到桓灵之时,更多的士人开始大规模逃遁或隐居,以苦身修节,绝交当世来表达他们的愤怒与不满。如袁闳筑土室四周于庭,不为户,自牖纳饮食,潜身18年。申屠蟠因树为屋,自同佣人,夏馥剪须变形,走入林虑山中,为冶家佣。
  请记住,这不是懦弱贪生,也不是明哲保身。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这样叹道:“天下有道,君子扬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无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祸,而犹或不免。党人生昏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撩虺蛇之头,践虎狼之属,以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夫唯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正是抱着这样的思虑,何休带着他的悲伤与绝望,带着他的沉痛与宁静走进书斋,然后关起身后的房门。
  从此他坐在里面,一坐就是17年。
  《后汉书·儒林传》载:“太傅陈蕃辟之,与参政事。蕃败,休坐废锢,乃作《春秋公羊解诂》,覃思不窥门,十有七年。又注训《孝经》、《论语》、风角七分,皆经纬典谟,不与守文同说。又以《春秋》驳汉事六百余条,妙得《公羊》本意。休善历算,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
  世界很大,但我只眷恋一张书桌。????
  (待续)
日期:2012-05-07 08:49:41

  四
  其实,何休伏在这张寂寞的书桌上苦思冥想,奋笔疾书,并非如《后汉书》所言的十有七年之久。因为,陈蕃死于169年,被废锢的何休此时乃作《春秋公羊解诂》,179年解除党禁,何休得以走出书房,拜为议郎,前后共11年时间,比马融滞于东观10载只多出一年。

  11年里,他只专注地干一件事,为日呈衰势的今文经学公羊学补敝起废,重振雄风。
  公羊学有过属于自己的骄傲与辉煌。
  《春秋》本是东周前期列国史书的统称,但只有鲁国《春秋》经孔子删定流传下来。由于对《春秋》史实的理解角度不同,后来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公羊、谷梁、左氏、邹氏、夹氏。因邹氏无师,夹氏无书,于是剩下《春秋》公羊、《春秋》谷梁与《春秋》左氏三派。
  春秋公羊学则是汉代今文经学的主要代表。自西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董仲舒所倡的《春秋》公羊学独树一帜,之后绵延相传,演变为今文经学派。就在今文经学独步天下之时,古文经学悄然而生,并与今文经学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
  先是刘歆欲倡古文经学,而移檄责让太常博士,失败后落荒而逃。经王莽新朝,古文经学取得了短暂性的全面胜利,但随之在东汉光武帝治下,再次退出意识形态主流阵地。
  公元28年,刘秀召集公卿、大夫、博士聚会于云台,《春秋左传》等古文经典获得了官学地位,但很快因《左氏》、《谷梁》二家不晓图谶,而被光武帝刘秀下令中道而废。
  公元76年,今文经师、校书郎杨终上书指出,西汉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为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在这次长达数月的白虎观会议上,古文学派虽然没有取胜今文学派,但谷梁春秋被允许教授,表明它实则已为官方学术所承认和接纳。
  这之后,在古文经学主将扬雄、桓谭、王充、张衡等人摧枯拉朽般的有力批驳之下,今文经学至何休时已显疲态,从原先雄踞正统官学的位置上走下,让位给古文经学,于是公羊之学衰落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妙得《公羊》本意”,“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的何休撰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
  在他看来,公羊学说结构严整,固若金汤,如墨子守城一样坚不可破,而《左传》如病入膏肓,不可医治,《谷梁》废疾日久,已不可收拾。
  他在自序中说:“至使贾逵缘隙奋笔,以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恨先师观听不决,多随二创。此世之馀事,斯岂非守文、持论、败绩、失据之过哉!余窃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毌生条例,故遂隐括使就绳墨。”
  在古文经学处于极盛之时,何休独臂撑天,使得今文经学不致完全覆灭,而且在经历十几个世纪的长期冷遇之后,于18世纪中晚期随着常州学派的出现,公羊学又得以重新崛起。清代中晚,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一大批公羊学者出现,使得公羊学再次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主流学派。
  不独于此,身置积贫积弱的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龚自珍、魏源,还将何休对公羊的解释之旨,运用到化改风俗、端正学术、议论时政之上,将经学研究与救亡图存紧系一处。而康有为、梁启超则利用何休的“三世说”作为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
  这些,何休大概在当初向董仲舒致意时,没有想到吧。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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