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05-05 09:00:01

　　三
　　我一直在党锢之祸后的人群中寻找何休的踪影。
　　陈蕃死后的公元169年，侯览、曹节等宦官开始大肆搜捕党人，将李膺、杜密、范滂、虞放等百余位名士清流一并下狱处死，家属遭流放，之后，灵帝又下诏各州郡查究党人，凡党人及其门生、故吏、父子、兄弟现居官位者，一概免职禁锢，受其牵连被杀害、流放、撤职禁锢者又有六七百人，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
　　时光仿佛倒流到春秋，一切像极了晋国发生的下宫之难。
　　陈蕃被诛之后，其友朱震闻而弃官，冒着被杀危险，不远千里前来收葬陈蕃尸首，并将陈蕃之子陈逸隐姓埋名，藏匿于甘陵地界。事发之后，他被捕入狱，合门桎梏，酷刑考掠之下，誓死不说陈逸藏身之地。灾难之中，焕发了士人空前的人格光辉！
　　名贤被诛，清流遭洗，众口钳制，万马齐喑。
　　而做为秦焚书坑儒余绪，东汉末年发生的党锢之祸，又成为后世残暴统治者以言论治罪士人的先声，如发生在北宋的蔡京惩治元佑党人案，发生在明末的魏忠贤迫害东林党人案，均效法于此。
　　士穷而节现。血腥而酷烈的党锢之祸，一方面使整个社会陷入空前的黑暗和混乱之中，但另一方面却砥砺了士风，涌现出一大批不避祸难，挺身而出，慷慨赴死的士人。
　　很遗憾，这个人群之中没有何休。
　　同时也很庆幸，他没加入这个人群。如明知“吾观中国，知大劫行至矣!”的清末儒家谭嗣同，只求“以心力挽劫运”，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使，死无憾焉”（《仁学》），最后他死于屠刀之下，杀身成仁，但轻掷的不只是他一己血肉之躯，而是可能在其他方面对社会对族群有更大贡献的一条伟大生命。
　　党锢之祸后，大批士人选择了另一条人生之路——退归林下，隐于泉壑。
　　早在汉顺帝之时，就有高洁之士毁裂冠带，避祸深山，到桓灵之时，更多的士人开始大规模逃遁或隐居，以苦身修节，绝交当世来表达他们的愤怒与不满。如袁闳筑土室四周于庭，不为户，自牖纳饮食，潜身18年。申屠蟠因树为屋，自同佣人，夏馥剪须变形，走入林虑山中，为冶家佣。
　　请记住，这不是懦弱贪生，也不是明哲保身。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这样叹道：“天下有道，君子扬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无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祸，而犹或不免。党人生昏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撩虺蛇之头，践虎狼之属，以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夫唯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正是抱着这样的思虑，何休带着他的悲伤与绝望，带着他的沉痛与宁静走进书斋，然后关起身后的房门。
　　从此他坐在里面，一坐就是17年。
　　《后汉书·儒林传》载：“太傅陈蕃辟之，与参政事。蕃败，休坐废锢，乃作《春秋公羊解诂》，覃思不窥门，十有七年。又注训《孝经》、《论语》、风角七分，皆经纬典谟，不与守文同说。又以《春秋》驳汉事六百余条，妙得《公羊》本意。休善历算，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
　　世界很大，但我只眷恋一张书桌。????
　　（待续）
日期：2012-05-07 08:49:41

　　四
　　其实，何休伏在这张寂寞的书桌上苦思冥想，奋笔疾书，并非如《后汉书》所言的十有七年之久。因为，陈蕃死于169年，被废锢的何休此时乃作《春秋公羊解诂》，179年解除党禁，何休得以走出书房，拜为议郎，前后共11年时间，比马融滞于东观10载只多出一年。

　　11年里，他只专注地干一件事，为日呈衰势的今文经学公羊学补敝起废，重振雄风。
　　公羊学有过属于自己的骄傲与辉煌。
　　《春秋》本是东周前期列国史书的统称，但只有鲁国《春秋》经孔子删定流传下来。由于对《春秋》史实的理解角度不同，后来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公羊、谷梁、左氏、邹氏、夹氏。因邹氏无师，夹氏无书，于是剩下《春秋》公羊、《春秋》谷梁与《春秋》左氏三派。
　　春秋公羊学则是汉代今文经学的主要代表。自西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董仲舒所倡的《春秋》公羊学独树一帜，之后绵延相传，演变为今文经学派。就在今文经学独步天下之时，古文经学悄然而生，并与今文经学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
　　先是刘歆欲倡古文经学，而移檄责让太常博士，失败后落荒而逃。经王莽新朝，古文经学取得了短暂性的全面胜利，但随之在东汉光武帝治下，再次退出意识形态主流阵地。
　　公元28年，刘秀召集公卿、大夫、博士聚会于云台，《春秋左传》等古文经典获得了官学地位，但很快因《左氏》、《谷梁》二家不晓图谶，而被光武帝刘秀下令中道而废。
　　公元76年，今文经师、校书郎杨终上书指出，西汉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为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在这次长达数月的白虎观会议上，古文学派虽然没有取胜今文学派，但谷梁春秋被允许教授，表明它实则已为官方学术所承认和接纳。
　　这之后，在古文经学主将扬雄、桓谭、王充、张衡等人摧枯拉朽般的有力批驳之下，今文经学至何休时已显疲态，从原先雄踞正统官学的位置上走下，让位给古文经学，于是公羊之学衰落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妙得《公羊》本意”，“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的何休撰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
　　在他看来，公羊学说结构严整，固若金汤，如墨子守城一样坚不可破，而《左传》如病入膏肓，不可医治，《谷梁》废疾日久，已不可收拾。
　　他在自序中说：“至使贾逵缘隙奋笔，以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恨先师观听不决，多随二创。此世之馀事，斯岂非守文、持论、败绩、失据之过哉！余窃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毌生条例，故遂隐括使就绳墨。”
　　在古文经学处于极盛之时，何休独臂撑天，使得今文经学不致完全覆灭，而且在经历十几个世纪的长期冷遇之后，于18世纪中晚期随着常州学派的出现，公羊学又得以重新崛起。清代中晚，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一大批公羊学者出现，使得公羊学再次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主流学派。
　　不独于此，身置积贫积弱的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龚自珍、魏源，还将何休对公羊的解释之旨，运用到化改风俗、端正学术、议论时政之上，将经学研究与救亡图存紧系一处。而康有为、梁启超则利用何休的“三世说”作为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
　　这些，何休大概在当初向董仲舒致意时，没有想到吧。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