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前1000年左右，地球进入寒冷期，气候变化第一次深刻地改变了政治格局。周人、多利亚人、印欧人崛起，古埃及、印度、商朝衰落。中国气候冷暖期变化的周期是：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公元1200年——公元1700年。
　　中国三千年的历史里，寒冷时期出现在公元前１０００年（殷末周初）、公元４００年（六朝）、公元１２００年（南宋）和公元１７００年（明末清初）时代。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汉唐两个王朝则是比较温暖的时代。
　　风云际会，商朝被上天遗弃，而周人成了时代的幸运儿。周天子以胜利者的姿态分封天下，将自己的宗室、臣下派往各地去做诸侯，镇压异族另类，开疆扩土，一时间分田分地真忙。倒霉的秦人则被打成异己分子、专政对象。武王伐纣只是打击了商王朝的核心部分，为了扫清了外围势力，其弟周公登场了。
　　周公，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没有之一。
　　历史上许多万人崇敬的“英雄”通常是适应形势发展才成功的，即所谓“时势造英雄”，只有个别超凡入圣之人能够自己创造历史，周公就属于后者。

　　孔子是被中国人崇奉了两千年的人物，而周公旦则是孔子毕生崇奉的第一人。
　　周公，姓姬名旦（这个名字不禁让人联想起一种高营养食物），以解梦出名（这样算来还是佛洛依德的同行），然而他平生更重要的事情是搞政治。武王死后，继位者成王年幼，周公旦自立为摄政，执天下权柄，出兵东征。这一战历时三年，斩首无数。《孟子•滕文公》记载：周公灭国五十（这五十多个国很可能是五十个原始部落）。

　　武功征伐之后，就要建设教化了。周族人本身至多只有十万，而商朝直接管辖下的人口至少在百万以上，再加上遍布各地分散杂居的夷狄，中国的体积显得过于庞大了，社会关系也太过复杂了。假使周公聚集本部族的民众，建起中央集权的国家，固然能保住关中与河洛这两块最富庶的地区，同时也失去了更加广阔的天下。百年之后，周族衰落，异族兴起，几个部落纷战，皇帝轮流坐。中国就像地中海世界那样，你方唱罢我登场，即便出现个把强人也只能横行一时，不能进行长远有效的治理，因为没有共同文化底蕴的民族是无法成为一家人的。

　　极富想象力的周公开始布下一盘大棋，在辽阔的东亚大陆大封邦国。周人开始了拓殖，以宗族为单位，由天子（实则是周公代理）授权，他们离开了熟悉的故乡，来到陌生的外地，那时候中原林莽丛生，当地的居民带着恐惧而又敌意的眼光注视征服者的到来。
　　周族以文明人自居，建造宗庙和市区，居于城邑之内，把大批被征服者置于野外乡村。“国”是征服者的居住区，“野”是被征服者的居住区。本来是只按自然条件划分的地域，发展成为居住者身分地位不同的政治性地域，从而逐渐产生国、野的对立，也就是西周“体国经野”的格局。今日共和国城市、农村二元对立也发轫于此。
　　先前半农半游猎的土著，转变为固定的职业农人，世代生活于田野中。生活于城邑高墙外的广大新开辟的田野中的人民，在城市的政治和经济以及文化上的压榨之下，生活是痛苦的，但是农业的推广也使他们的子孙繁衍地更多，在劳作艰辛之中哼唱的曲调也成了《诗经》的华文彩章。周人的文化改造也没采用强迫手段，华夏的文化征服战是悄然无息的进行着，没有一个周礼的“传教士”因信仰的狂热而屠杀土著人，“华夏化”运动比同时期的“希腊化”更有融合力。

　　当时世界的古典文明国家，扩张方式通常是发兵硬打，打下来之后再强制推行本国的文化。华夏人则是先礼后兵，大力向邻邦输出普世价值，从方块字到服装仪式，从饮食起居到思想观点无所不包，逐渐使周围部落主动向中原文明靠拢，而后再亮出刀子。有时候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因为蛮夷经过文化融合都当成自己人了。这种征服更接近于内战，但是要比西方人的外战更加高明。文化软实力是一种比刀枪更有征服力量的武器，即使中国受到外来冲击，依然能够保持屹立不倒。秦楚两国融入中土，华夷的界限逐步消失。等到秦始皇、汉高祖征服天下的时候，已经属于统一战争而不是对外扩张。

　　在世界各大文明中，其他古老文明都被历史的洪流一遍遍冲走，只有华夏文明历经数千年的风雨冲刷，保持基本格局不变。
　　五胡乱华，游牧部落第一次大规模侵入中国内地时，偏安南方的朝廷必须身负华夏正统的使命兴师北伐，这个传统从中流击楫的祖逖一直延续到千军万马避白袍的陈庆之。而几乎在同一时代，意大利的领土被蛮族踏碎后，西班牙，高卢，不列颠的罗马公民对帝国的崩溃无动于衷。最终，东方的游牧民族归依华夏文明，建立起中华第二帝国，开启隋唐盛世；西方却陷入中世纪的漫漫长夜，罗马之后再无罗马。

　　中国式征服与众不同，分封的诸侯带着远东地区最高级的文明传播四方，这种方法正是的周公旦独创发明的。封建出来的诸侯国在四百年的时间里尊奉周天子的宗主权，与天子之国共同构成一个中华联邦。东至大海，南至江淮，北至辽东的广袤土地，在名义上全部从属于华夏的天子，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这就是中国最典型，最本土的封建制④，周公将全国各地的土地和与之相随的各级政府机构，以及这些机构所要具备兵役、司法和行政管理等服务，以自负盈亏的形式层层转封，从而省去了建立庞大的官僚机构的必要。这种制度实质上正是现代国家所倡导“小政府”模式。
　　黄仁宇则称之为“间架性的设计”（schematic design）：如《周礼》所谓‘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先造成一个完善的理想的几何图案或数学公式，向真人实地上笼罩过去，尽量使原始的与自然的参差不齐，勉强的符合此理想之完美。如实际上不能贯彻，则通融将就，纵容在下端打折扣，总不放弃原有理想上之方案。⑤

　　从这个意义上说，周公创造的政体制度，就是一个大的行为艺术。民国大儒辜鸿铭认为，中国的“礼”不应翻译成“礼貌”，而是翻译成“艺术”，诚哉是言。黄仁宇说这是艺术并非是赞同之意，有着西方人思维的黄仁宇无法理解这样巨大的国家出现得如此之早，只能把这理解成为充满艺术气质、不切实际的狂想。在他看来周朝应该“建立在数目字基础上的”复杂的管理手段进行有效统治。说穿了，这套思路就是设立官僚科层制，这样的手段只能维持一个小国的疆域，限制民众的外向进取精神。

　　据《荀子》记载：“周公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详细地罗列封国：“周公弟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成、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邗、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