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重新当上幕僚，曾国藩的湘军也浩浩荡荡来到长沙，左宗棠参加了曾国藩的军事会议。
　　湘军下一步该怎么办？这次会上有三种意见：一部分人认为应该攻宁乡；大部分人认为应该攻靖港；而左宗棠“独主攻湘潭”。最后，左宗棠的意见占了上风，于是将已经派往宁乡的塔齐布在中途追回，改派湘潭，再加派陆军四千人前往，并派彭玉麟、杨载福率领水师五营继之，这样，就有了一支浩浩荡荡的主力直指湘潭。按照原定方案，曾国藩应该在第二天率领剩余的陆师和船只继续前往湘潭增援，以求必胜。

　　然而，就在这天夜间，曾国藩得到线报，说靖港的太平军只有几百人，防守薄弱，而此时他手中尚有水陆三千多，处于绝对优势，一旦拿下靖港，就解除了长沙北面的威胁，并且可以截断湘潭之敌的归路，战机稍纵即逝，不容错过，另外，曾国藩本来也不是将湘潭定为主攻方向的人，否则就不可能在左宗棠与会之前把塔齐布派到宁乡去了。

　　于是，曾国藩临时改变了原来的计划，第二天不去湘潭，剩下的水师陆师改为攻打靖港。按照他所得到的情报，做出这样的变更似乎不难理解，但后来的结果却完全出乎意料。
　　这天早晨，曾国藩率领剩余的陆军和五营水师兵发靖港。谁知靖港的情况根本不是线报所说的那样，太平军不仅兵力雄厚，而且早就有了准备，专等曾国藩上钩。
　　临近靖港时，水急风紧，将湘军的战船全都吹到了太平军的兵营前面，想退都退不回来，太平军的大炮，猛烈轰击，结果，这些战船乱成一团，纷纷起火，很快，五营水师全军覆没。
　　眼看水师瞬间没了，曾国藩依然心存侥幸，命令步队进攻，可这些湘军士兵刚刚越过浮桥，就遭到太平军的迎头痛击，竟然被打懵了头，水师战败的阴影笼罩着他们，早就心无斗志，掉头便跑，由于拥挤，连浮桥都被踩塌了，许多人被踩伤、踩死、掉进水中溺亡。曾国藩连忙在地上竖起一面大旗，上面大书：“过旗者斩！”自己仗剑站在旁边，连砍数人。

　　可是，兵败如山倒啊，那些士兵哪管得了什么令旗，什么大帅，只恨爹妈少生了两条腿，一股脑儿从曾国藩身边跑过。
　　眼前的现实令满怀希望而来的曾国藩实在无法接受，他扔掉了手中宝剑，一头扎进了湘江，被手下人救起，又再一次跳了进去……
　　湘军的残兵，手忙脚乱地救起了曾大帅，偃旗息鼓，垂头丧气地撤回长沙，和出发时那种雄赳赳气昂昂的情景，已有天地之差。
　　就在这时，湖南按察使陶恩培荣升山西布政使，长沙官场上上下下正在为他饯行，酒宴之后，前呼后拥地将这位不仅升了官又在危急关头远离战乱之地的幸运儿送往江边登舟赴任，湘江码头离曾国藩的座船咫尺之遥，但所有的官员竟然就像没看见，无一人顺道过来拜访一下。
　　自尊心受到强烈刺激的曾国藩，怎能咽这口气？再一次向幕僚交代后事：代写遗折，代买棺木，事后立即送灵柩回家，丧仪所得，扣除棺价，全部送交粮台归公。
　　就在这时，却偏偏有一个人安排完手中事务，专门“缒城”来到江边曾国藩的大船里，看望这位备受冷落、万念俱灰的大帅，这个人就是左宗棠。

　　按照左宗棠后来的说法，这时候的曾国藩“气息仅属”，当左宗棠责备他“事尚可为，速死非义”时，曾国藩“瞋目不语，但索纸笔书所存火药、弹丸、军械之数，属余代为点检而已。”左宗棠的劝说，并没有使曾国藩打消寻短见的念头，他照样命人去置办棺木，准备后事。之所以将剩下的军火物资交给左宗棠，是把他作为巡抚衙门的代表，点清数目之后，交还湖南地方，这样也就两不相欠了。

　　后来，从湘潭传来战报，湘军歼敌一万余人，大获全胜！这才给曾国藩打了一针强心剂，使他振作起来，打消了寻短见的念头，重新视事。
　　事后，有些书籍指责左宗棠在靖港之败时，对曾国藩“多有讥刺”，左宗棠的“尖酸刻薄”之名，应该也和这种说法有关。当时的详细情况究竟如何，我们可以从左宗棠上面这些记载留下的只言片语中了解个大概，他究竟如何责备曾国藩速死非义的？“讥刺”了些什么内容？有的记载说，左宗棠痛骂曾国藩这种表现简直跟猪一样，情急之下，应该不无可能。

　　这时候，长沙的形势危急异常，要想改变这种情况，全靠曾国藩的湘军。为了打造这支保卫桑梓的武装，一年多来，已经由全省百姓付出了多少财力物力！如今，一旦曾国藩撒手西去，湘军的结果可想而知，湖南已经为湘军所作的巨大付出也就全部打了水漂，接下来，在太平军的南下攻势面前，已经没有防御力量的湖南，下场也就不难想象了。面对这种情况的左宗棠，当然心急如焚，不能坐视，这才三天两头从城墙上缒着绳子往江边跑。细细分析一下，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指责，丝毫没有打击、搞垮曾国藩的动机，相反，倒是恨铁不成钢，打心眼里希望曾国藩不要就此倒下，而是迅速振作起来，重整旗鼓。曾国藩不是黄口小儿，而是一支上万人马的统帅，一个久历宦海的高官，在他已经只知道一味寻短见的关口，进行劝说恐怕很难用轻描淡写、和风细雨的言辞了，当然是从全城百姓安危的角度去指责，言语的力度超乎寻常，应该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是，左宗棠还是有错误的，他没有想到曾国藩和骆秉章完全是两类人。为了得到左宗棠的帮助，骆秉章可以尽量迁就左宗棠，丝毫不去讲究官场中的那些规矩，一切以能否办实事、取得最佳效果为第一考虑。但是，曾国藩曾经是整个湖南“本朝以来三十七岁便官至二品”的第一人，多年以前，所有湖南籍的京官奏事时，就由他来领衔了，他和仅仅是个举人的左宗棠身份上的距离之大，可想而知，无论面子上多么客气，内心里的这种距离，是不可能逾越的。开办团练以来，那些希望通过参加湘军搏个前程的书生们，众星捧月一样围绕在曾国藩身边，个个毕恭毕敬、惟命是听，在湘军的大营里曾国藩始终是气指颐使、唯我独尊的。然而，就在自己倒霉透顶的情况下，左宗棠这个教书匠跑来，当着手下人的面对自己横加指责，曾国藩当然打心眼里非常反感，更何况他在湖南官场的逆境，不正和左宗棠上次的抗捐密切相关吗？因此，左宗棠也许把曾国藩当成了邻家大哥，苦口婆心地劝他不要遇到一点挫折就想不开、寻短见，自以为毫无私心，便无私无畏、口无遮拦起来。但这种做法的实际效果可能完全跟他的主观愿望差之千里，这也再一次反映出曾左之间并不是那种彼此交情很厚的朋友。

　　然而，左宗棠办事的原则，从来不去考虑个人之间的身份贵贱、私交深浅，而是以整个大局的需要作为判断依据，因此，他也根本没有把曾国藩对自己的劝说反应如何放在心上。[待续]
　　日期：2010-09-29　18:38:39
　　[待续]
　　尽管左宗棠当面对曾国藩进行了毫不留情面的指责，但背地里却做了大量维护曾国藩的工作。靖港惨败之后，湖南官场再次掀起一股反对曾国藩的声浪，布政使徐有壬带头要求对曾国藩进行弹劾，还有人干脆主张上奏朝廷解散湘军。然而，左宗棠告诉骆秉章，这些主张万万使不得，湘军的存亡，事关湖南的安危，而曾国藩在湘军中的地位，也是绝对无人能够替代的。因此，骆秉章十分清醒地顶住了这种势头，不为所动。不过，跟当面痛斥曾国藩不同的是，这些都是在暗中进行的，曾国藩并不知情。

　　在左宗棠代骆秉章拟写的奏折中，也最大限度地替曾国藩开脱靖港战败的责任，真可谓煞费苦心。这份奏折是这样叙述靖港之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