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北去之后，张亮基征调了一千名勇丁，并在其后将这一千人交给了奉旨帮办团练的曾国藩。这一段历史的详情，众说纷纭，征调勇丁组建部队当然是兵事，属于左宗棠在张幕的主要业务范围，因此，他即使不是这一事件的主要策划者，至少也应该是重要参与者。
　　曾国藩白手起家，除了一张“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务”的圣旨之外，一无所有，创办团练之初，处处离不开巡抚衙门的帮助，他和左宗棠的接触自然十分频繁。曾国藩的出山甚得张亮基敦促之力，后者对曾国藩的工作非常支持，此时曾左之间的关系也 十分融洽，度过了一段蜜月期。只是这段时间非常有限，只有短短几个月，随着太平军离境，张亮基很快调往湖北，左宗棠也跟随而去，曾国藩便独自在湖南组建湘军。

　　曾国藩的身份只是帮办团练大臣，但他在京中待的时间很长，乍到地方，对许多事情都看不惯，急于改变现状，把手伸得过长，不仅越俎代庖干预绿营事务，而且开设“审案局”，过问民事案件，这就大大地侵犯了湖南地方官的利益，在官场中遭到普遍的反对。但是，曾国藩是二品大员，跟抚台大人平起平坐，谁能比得了？因此，那些人又敢怒而不敢言。

　　张亮基调署湖广总督来到湖北，不数月，由于满族大员胜保的排挤，又调任山东巡抚，山东和湖南之间路途遥远，无法照顾家务，左宗棠便辞别了张亮基，回到湘阴家中。
　　不久，曾国藩托人捎来书信，邀请左宗棠加入湘军，被左宗棠婉言相拒：“涤公正人，弟以刚拙之性，疏浅之识，万无以仰赞高深。前书代致拳拳，有感而已。”
　　话说得很客气，但是，此时曾国藩的湘军处于初创阶段，万事待兴，正是急需人帮忙的时候，左宗棠则刚刚辞了张亮基幕，在家里“待业”，是个闲人。如果曾左之间果然关系够铁，怎么可能不去两肋插刀、尽心竭力？左宗棠十分客气地婉辞曾国藩的邀请，足以证明，两人之间的关系是有距离的，绝非莫逆之交。
　　骆秉章也一再派人带着银子、书信来邀请左宗棠，也被他拒绝了。
　　此前，曾左之间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据王闿运的《湘军志》记载：“曾国藩初治湘军，慨然欲抑豪强、摧兼并，令故总督陶澍家倡输万金，以率先乡人。澍子诉于巡抚，籍其田产文券送藩司，官士大哗，遂以得免。”
　　左宗棠对陶澍十分敬仰，又是陶桄的岳丈和监护人，如今曾国藩将陶家当成了土豪劣绅，连“摧”带“抑”进行打击，他当然不能不出面。实际上，陶桄从七岁起跟着左宗棠读书，后来左宗棠在长沙设馆授徒，十五岁的陶桄也从此移居长沙，继续跟着左宗棠学习，无论是年龄和经历上，都不可能跟什么“豪强”和“兼并”扯上关系。另外，陶澍虽然长期担任要职，但他是一位清官，家产远不如曾国藩想象的那样丰厚，一时之间，的确拿不出这样一大笔现银来，长期为陶府管家的左宗棠，深知底细，不然的话，也就用不着为一万两银子去奔走说项了。

　　当时的湘人笔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文毅（陶澍）家号巨富，文襄（左宗棠）佐湖南抚幕时，饷事有急，辄令陶氏输重金为倡，不少顾惜。”这种说法，并不十分确切，事实上，由于难以承受长沙城里的生活费用，陶桄在咸丰初年便回到了安化，左宗棠在咸丰二年十月给胡林翼的书信中这样说：“少云（陶桄）归小淹后，展得其书，伊甚不乐居彼处，颇思北上也。闻其家计近更糟，弟不欲与闻，亦不敢与闻也。”陶桄明明并不乐于在比较偏僻闭塞的小淹居住，但依然不得不从长沙搬回家乡，其原因考虑经济因素较多，是极有可能的。陶桄“家计更糟”，甚至到了左宗棠不欲与闻、不敢与闻的程度，如果能够轻轻松松一次万两地进行捐输，怎么可能在省城里过不下去？胡林翼是陶桄的姐夫，左宗棠是陶桄的岳父，他们是在谈家事，可信度应该比寻常的里巷间人所写的笔记高得多。陶桄本就拿不出这么多银子，再加上被当成“豪强”、“兼并”进行“摧”、“抑”，带有强制性质，当然就更加让人无法接受，这件事曾国藩根本不如左宗棠了解内情，却采取了十分蛮横的做法。

　　当左宗棠找曾国藩沟通，希望私下里解决这一问题时，遭到了拒绝。这样，势必逼迫陶家向巡抚提出控告，甚至拿出家中的房契和田契送交藩司衙门，以抵偿一万两现银之数，事情一下闹得沸沸扬扬。事后，郭嵩焘评论这件事时说：“曾文正公在衡州治军，惑于人言，下檄安化，令陶氏捐万金，其事亦中寝。以为‘抑豪强，摧兼并’，陶氏既非豪强，亦无兼并之事”，这个评论应该是比较中肯并符合事实的。

　　陶桄向骆秉章控告，身后的主使人无疑是左宗棠，然而，迫使左宗棠做出这种激烈反应的，则是曾国藩的一意孤行。由于事情公开化了，也就变得复杂得多了：湖南官场对于曾国藩此前干预地方事务所长期隐藏下来的积怨，借着这个机会一下子爆发了。
　　事情摆到了骆秉章面前。骆秉章的年龄比曾国藩长了一辈，另外，他也是穆彰阿担任主考时中的进士，却比曾国藩早了好几届，是名正言顺的“学长”，时为正二品的巡抚，执掌湖南全省事务，不像丁忧在家的曾国藩，只是奉旨帮办团练，职权有限，不管论资还是排辈，都在曾国藩之上，当然不像其他人那样有丝毫胆怯。这一次，他觉得曾国藩做得过分，便公开表态，反对他向陶家勒捐。这样一来，那些对曾国藩怀恨在心的人便趁机兴风作浪，一时之间长沙城里，“官士大哗”，其中不乏借题发挥、趁机泄愤者，纷纷指责和排挤曾国藩。湖南提督鲍起豹由于不满曾国藩插手他的绿营事务，甚至指使绿营士兵寻衅，公开在大街上跟曾国藩的湘勇打起了群架。最后，曾国藩在长沙呆不住了，只好找了个借口，把自己的大本营搬到衡州。

　　经过这样一场风波，当然使曾国藩忿忿不平，甚至在十几年之后依然难以忘怀，曾经对人说：“起义之初，群疑众谤，左季高以吾劝陶少云家捐资，缓颊未允，以致仇隙。骆吁门（秉章）从而和之。泊舟廓外，骆拜客至邻舟，而惜跬步不见过。”
　　关于这件事，当时也有人说陶桄并没有将房产证和土地证拿到藩司那里去，由于年代久远，事实究竟如何，已经不太好得到确切的答案了，好在是不是有这些证件见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曾国藩上面这段话证明，他曾经向陶家进行过摊派，左宗棠也的确进行过“缓颊”，两人最终不欢而散，这个主干是没有问题的，因此，姑从其一，做了上面这样的表述。

　　曾国藩官居二品，长沙城外的官船，实际上相当于他的衙门，骆秉章送客从旁边路过而不登船拜访，当然是十分失礼的。然而，曾国藩却把这笔账完全记在左宗棠的头上，十分明确地肯定左宗棠因为缓颊未允“以致仇隙”，这笔账能够记那么长时间，两人之间的关系究竟有多么“朋友”，也就可想而知了。
　　尽管曾国藩搞捐输完全是公事，征集来的钱不会有一个子儿落入他个人的腰包，然而，他依然太主观了。左宗棠找他“缓颊”，本来是十分妥当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如此办理，不可能产生后来那样的结果。由于曾国藩一意孤行，便形成了后来那种硬碰硬的僵局，并且在长沙引发了巨大的连锁反应，导致曾国藩不得不把湘军的基地迁往衡州，这样的事情，究竟应该怪谁呢？［待续］

　　日期：2010-09-28　18:30:59
　　[续前]
　　随着太平军二次入湘，兵锋距长沙只有七十里，形势又一次紧张起来，全城戒严。此时骆秉章第三次请求左宗棠入幕，因形势所迫，左宗棠答应了。但是，事前讲好“不受关聘”，完全属于临时帮忙，双方既然没有合同，当然也就不必受任何约束，只要有一方感觉不爽，都可以立刻散伙，停止合作。许多书籍中把这一过程说成骆秉章将陶桄扣押在巡抚衙门里，骗左宗棠入幕，这些细节，恐怕是为了让自己的作品更加吸引眼球而作的演绎，尽管野史中也有过类似的记载，但左宗棠进入骆幕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此时长沙城再次面临战祸，形势紧迫，为了满城生灵不能坐视，另外，顺便也就还了骆秉章在陶桄事件上主持公道的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