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情况还有许多，樊燮的事情本身也是如此，总督大人已经向朝廷正式上奏，提拔樊燮为署湖南提督，恰恰在这样的节骨眼上，湖南方面对樊燮进行参革，另一名由官文提议代理永洲镇总兵职务的官员也遭到湖南的反对，两个总督亲自主张的提拔意见最终都被朝廷否决，当然再一次让他气不打一处来。后来樊燮去他那里控告左宗棠，等于给了他一个报复湖南、一吐胸中恶气的天赐良机，官文当然不会错过。于是，他不仅坚决给樊燮撑腰，甚至不愿假手于人，而是亲自拟了相关的的奏折，狠狠地参了左宗棠一本，罪名为湖南的“劣幕”。

　　在朝廷下诏命令左宗棠到湖广总督那里对质之后，骆秉章以强硬态度上奏，为左宗棠辩解，导致咸丰帝勃然大怒，下密旨令湖广学政钱宝青跟官文联合调查。这样，就使已经在骆幕中呆了六、七年，行将“功德圆满”地将这段生涯画上一个句号的左宗棠面临生死危机，从而不得不离开巡抚衙门，开始了人生的另外一页。[待续]
　　日期：2010-10-11　18:25:53
　　[续前]
　　在这段时间前后，湖南方面正一边由骆秉章檄调江西曾国藩部湘军，一边集结省内兵勇，以一省之力对付石达开，胡林翼也从湖北派来数千人的士兵和一百余艘战船支援。
　　石达开在连连受挫之后，集中兵力包围了宝庆。为了避免前线将领进止不一，左宗棠向骆秉章提出自己亲赴战场就近指挥，但骆秉章则担心左宗棠走后身边无人，坚决不同意，因此，“专湖南军事”的左宗棠便只能留在长沙筹划调度，指挥刘长佑、刘坤一、陈世杰、赵焕联、李续宜、田兴恕、魏喻义、萧启江、张运兰、佘兴元、周宽世、陈湜等一大批湘军将领率部鏖战，终于取得宝庆战役的胜利，并将石达开击退，这一年十二月（1860年1月），“湖南军事略定”。

　　到了这时候，向左宗棠进行清算的时机成熟，官文那份分量极重的状纸终于开始起作用了，骆秉章曾经据理力争，为左宗棠申辩，但咸丰下严旨密谕湖广总督官文和湖北正考官钱宝青联合调查，并且称：“左某果有不法情事，即行就地正法。”一下子，问题变得严峻起来，左宗棠已经随时有生命之虞。
　　将左宗棠说成樊燮罢官事件的关键人物，当然不符合事实，相关记载中，把左宗棠要求樊燮请安不得，最终恼羞成怒，连打带骂起来，也根本经不起推敲：左宗棠跟樊燮之间此前没有任何私人恩怨，他只是对于樊燮这种贪官打心眼里反感而已，既然如此，恐怕也就不会把一个贪官的“请安”看得有多大的价值，非要他来下个跪不可，更不至于因为得不到“请安”，竟然动了肝火，拳打脚踢起来。须知既然左宗棠先动手，当然也就给了樊燮还手的口实，左宗棠是书生出身，且已经有了一把年纪，而樊燮则是目不识丁的赳赳武夫，一旦进行“正当防卫”，强弱分明，左宗棠显然要吃眼前亏，到最后理论起来还是他先动手。因此，他会不会仅仅由于这样一个本身就带着几分无理的“请安”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就如此丧失理智并且授人以柄？稍作分析不难发现，这种说法实在是很勉强的。

　　假设樊燮在见到左宗棠之后真的毕恭毕敬，完全按照左宗棠的要求请了安，使左宗棠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情况又怎么样？是不是已经完成的对樊燮的调查材料就会作废，已经报到军机处的案卷就会撤回呢？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即使左宗棠提出这样的主张，骆秉章也肯定不会同意，而左宗棠是否会因为满足了这样一个一点都不实惠的“请安”的要求来改变上面的既成事实，也是成问题的。

　　既然樊燮不甘心被罢官而要进行报复，对樊燮的弹劾又是一件铁板钉钉的事情，那么，所谓的他没有向左宗棠请安，以及左宗棠对他进行辱骂等等，应该都不是事情的关键，也根本不可能对这一切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樊燮完全隐瞒了这个事件的真实起因是由于他被罢了官，而罢官的原因，则是由于他在永州贪得无厌、作威作福，根本不是因为他没有给师爷请安。

　　“燮公”讲述的种种情节，显然经不起仔细推敲。
　　骆秉章跟左宗棠朝夕相处，深知左宗棠的为人。当时，长沙城里曾经有一个姓常的富家公子杀了人，因为是家中独子，这户人家不惜代价要搭救其性命。常家有的是钱，疏通好了衙门里所有相关的人员，只剩下一个实际掌管日常工作的师爷左宗棠了，便竭尽全力进行攻关，但左宗棠不为所动，坚持一切按律行事，最终，常家的少爷还是被砍了脑袋。通过这样的例子，骆秉章认定左宗棠是一个一钱不苟的人，只要待在自己的巡抚衙门里，无论官文怎样努力，最终都不能加害于他。因此，他对左宗棠的离去既充满惋惜和遗憾，又觉得无法认同，他用“忧谗畏讥”四个字来进行评价，对左宗棠此举显然是不以为然的。

　　但是，在左宗棠看来，自己尽心竭虑地筹划通省上下各项事务，毫无私念，最终却连生命都没有保障，的确心灰意冷。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中说：“一去六年，忍耻受辱，勉与尘世俯仰。湖湘之事，一身任之；即东南之局，亦一心注之，未尝以他念稍挠其讨贼之志。平生未受国家寸禄，而辄不揣其愚暗，慨然以身冒天下之嫌怨谤忌而独执其咎，宁不自知以无权无位不绅不幕之人，处于有罪无功之地，必为世所不容哉？”即使樊燮此案了结，但以后只要官场中文武在湖南不得志，都可以照这个例子寻衅，怎么应付得过来呢？因此他决计离开，这种考虑，当然也自有他的道理。离开湘幕之后，呆在家里显然是很危险的，离开了骆秉章的保护，官文随时可以将他抓走，那么，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他决定去北京会试，一来可以避祸，二来如果考中，可以弥补一下自己终生只是一个举人的遗憾，第三是咸丰曾经有过召见自己的旨意，如果真有廷对的机会，或许可以当面向朝廷讨个清白。于是，一场飞来横祸，使早已退出科场的左宗棠重新踏上会试之旅，他在给朋友的书信中这样讲述自己当时的想法：

　　“弟性刚才拙，与世多忤，近为官相所中伤。幸所坐之事容易明白，而当轴诸公尚有能知之亮之者，或可不预世网，然亦险矣。自念草野书生，毫无实用，连年因桑梓故，为披发缨冠之举，忘其愚贱，一意孤行，又复过蒙优奖，名过其实，其遭此谤陷，故早在意中。特欲藉会试一游京师，脱离此席，非敢再希进取，以辱朝廷而羞当世之士也。”

　　左宗棠的赴京应试，是一次迫不得已的举动，而北京城里的那些考官，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听到了这样一位已经“名动九重”的特殊考生即将参加会试的消息，互相转告不要漏取，有了后来因为误会错将别人当成左宗棠录取的趣闻。但此时的左宗棠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事件的严重性和危险性，否则，恐怕就不会远赴北京，而要另做打算了。[待续]

　　日期：2010-10-12　18:23:45
　　[续前]
　　左宗棠在后来的家书中对儿子说：“官相因樊燮事欲行构陷之计，其时诸公无敢一言诵其冤者。”
　　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事实，原因是左宗棠并不清楚“诸公”在这件事上私下所做的许多努力，事实上，这些人自从此案发生之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左宗棠的救护。
　　首先，骆秉章在官文提出指控之后，“于八月二十五日（1889年9月21日）将樊燮妄控奏明”，将“账簿、公禀、樊燮亲供等件咨送军机处备查”，以明了这件事的真相。胡林翼是湖北巡抚，和官文同在武昌，尽管内心很不喜欢这位旗人老爷，但他为了各项公事便于开展，对官文一直刻意应酬，表面上保持着很好的私人关系。为了这件事，他专门给官文写信说：左宗棠“实系林翼私亲，自幼相处。其近年脾气不好，林翼无如之何。且骆公与林翼不通信已二年，至去腊乃有私函相往还也。如此案有牵连左生处，敬求中堂老兄格外垂念，免提左生之名。”这样，官文便没有坚持要左宗棠前往武昌对质，为了撇清自己跟湖南的亲密关系，专门强调跟骆秉章已经很久没有书信往还，免得因为帮湖南方面说话引起官文心中不快，可见胡林翼的一番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