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执掌军机的肃顺，比较熟悉湖南的情况，在咸丰下达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的密诏后，他就对此事产生看法，但不便直接进谏，便有意将这件事透露给幕客高心夔，他知道这样一来消息肯定会透露出去，这样就可以使自己能够获得合适的机会向咸丰进言，事情才能发生转机。尽管由于北京政变之后肃顺成为罪人，相关史料少了很多这位举足轻重的大臣后来在这件事上还有哪些言行的记载，但按照肃顺上述说法，以及他对曾国藩、胡林翼这些汉族官员的态度，在樊燮一案中，这位当时的军机掌班不可能不在咸丰面前按照自己的见解施加影响。

　　这个消息后来传到左宗棠的同乡、翰林院编修郭嵩焘耳中，郭嵩焘请和自己同在南书房当值的潘祖荫出面向咸丰进言，为了促成此事，远在湖北的胡林翼还拿出七千两银子，给郭嵩焘做活动经费。
　　潘祖荫总共进行了三次谏言，他是这样说的：“楚南一军立功本省，援应江西、湖北、广西、贵州，所向克捷，由骆秉章调度有方，实由左宗棠运筹决胜。此天下所共见，而久在我圣明洞鉴中也。上年逆酋石达开回窜湖南，号称数十万。以本省之饷，用本省之兵，不数月肃清四境。其时贼纵横数千里，皆在宗棠规划之中。设使易地而观，有溃裂不可收拾者。是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宗棠为人，负性刚直，嫉恶如仇。湖南不屑之员，不遂其私，思有以中伤之久矣。湖广总督官文惑于浮言，未免有引绳批根之处。宗棠一在籍举人，去留无足轻重，而楚南事势关系尤大，不得不为国家惜此才。”

　　胡林翼也上折说：“臣查湖南在籍四品卿衔兵部郎中左宗棠，精熟方舆，晓畅兵略。在湖南赞助军事，遂以克服江西、贵州、广西各府州县之地。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其刚直激烈，诚不免汲黯太戆宽饶少和之讥。要其筹兵筹饷，专精殚思，过或可宥，心固无他。臣与左宗棠同学又兼姻亲，咸丰六年曾附片保奏。其在湖南情形，久在圣明洞鉴之中，应请天恩酌量器使。并请旨饬下湖南巡抚臣，令其速在湖南募勇六千人，以救江西、浙江、皖南之疆土，必能补救于万一。”

　　经过这一系列运作之后，事情有了这样的变化：
　　咸丰十年四月十五日（1860年6月4日），清廷下旨，因湖南巡抚骆秉章奏称：查明已革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被参之劣迹，如署内差役、冒领兵粮、摊派养廉、盖造房屋、演戏赏耗，及开销公项等，均有确据。且擅提廉俸数至盈千；署中一切使用，复提用营中银钱至数千之多。咸丰帝命“将樊燮着即拿问，交骆秉章提同人证，严审究办。旋命将樊燮从重发往军台效力赎罪。”

　　樊燮已经被革职了，此时却重新被拉出来，从重处理，在革职之外再发配充军，显然是咸丰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从骆秉章申报的樊燮罪状中认识到左宗棠案是一件樊某被革职之后的报复之举，这才有了加重处罚的结果。
　　从事后的情况来看，樊燮没有去充军，而是在恩施家中养尊处优，当起了土财主，咸丰的旨意并没有执行：“燮公携二子增祹、增祥归，治梓潼街宅居之。楼成，置酒宴父老曰：‘左宗棠一举人耳，既辱我身，又夺我官，且波及先人，视武人为犬马。我宅已定，敬延名师，教予二子，雪我耻辱。不中举人进士点翰林，无以见先人于地下。’”樊燮能够如此自在地回到老家当起了寓公，兴工造楼、延请名师，发誓报仇雪恨，恐怕既有官文的包庇，又有左宗棠和骆秉章、胡林翼等人都忙于自己的事务，根本没有心思去和樊燮这种小人计较的因素，否则，如果他们较起真来，樊燮恐怕无论如何都得按照旨意去“远恶军州”熬上一段时间，不可能在湖北家中那般悠闲自在。

　　樊燮回家之后专门修筑了精舍，将自己的儿子关在楼上，要他们必须考中进士，以超过举人左宗棠，为自己出气。后来他的儿子果然中了进士，樊燮终于取得了胜利。这些内容依然是野史作者贬低左宗棠的手法，等到樊燮的儿子参加会试的时候，左宗棠早已是大学士了，樊燮如果真的有骨气，要让儿子跟左宗棠一较高下，恐怕应该对儿子说，当不了大学士，不能入阁拜相将左宗棠比下去，就不要回来见他，仅仅考个进士便宣布樊燮获胜了，这样的裁判显然并不公正。

　　樊燮的儿子范增祥，后来的确考中了进士，并且分发到陕西，曾经官至陕西布政使，但却被当时的总督升允参劾罢免，最后居住在西安柳巷，当然，这已经是接近民国的事了。
　　樊燮事件就这样一波三折地结束了。那么，这件事不过迫使左宗棠离开骆秉章幕府而已，怎么会又使他和曾国藩走到一起了呢？[待续]
　　日期：2010-10-13　18:43:21
　　[续前]
　　前面说过，左宗棠对事件的严重性和危险性估计不足，才有了进京会试的举动。当他走到襄阳时被胡林翼派人截住，来人告诉他，北京已经罗网密布，正在等他，万万去不得。
　　进退两难，走投无路，左宗棠只好由此折返，沿长江去了英山的胡林翼处，但这里离武昌较近，一旦走漏风声，被官文知道，会产生很多麻烦，便很快又离开英山，到了宿松的曾国藩大营。眼下的情形实在是万般无奈，即使隐居深山也难免被官文查到踪迹，最终依然会遭到陷害，思来想去，似乎只有去曾国藩帐下当一个营官，带上五百人冲锋陷阵，战死沙场，了此一生这样一条路了。

　　而曾国藩却根本没有将左宗棠留在自己身边的想法，左宗棠在英山时，曾国藩倒是主动去信：“台旆在英山约住几时？此间即派夫役奉迓。敝处与希庵(李续宜)处均可小住，杨（岳斌）彭（玉麟）处尤可句留。江湖空阔，足遣壮怀耳！”信里的话说得非常客气，并且把左宗棠的亡命天涯说成了足遣壮怀式的轻松之旅，但是，却十分清楚地表明，在宿松只能“小住”，除了自己的宿松大营之外，还有李续宜以及水师的杨岳斌、彭玉麟等处可去，那里似乎比宿松更合适些。在左宗棠未去宿松之前，曾国藩就已经把话挑明了：小住可以，长期居留不可以。

　　到了宿松之后，曾国藩面子上很热情，亲自接待，几乎天天都陪左宗棠畅谈到深夜。但是，当左宗棠提出当一个湘军营官的要求之后，却被曾国藩委婉而坚决地拒绝了。曾国藩在给骆秉章的信中提到这件事时说：“左季翁自领一队之说，侍（曾国藩）劝其不必添此蛇足，今已作罢论矣。渠欲亲临行阵，一试胆气，将来或在希庵营中勾留略久，亦未可知。”显然，左宗棠打算留下来充当一名营官的要求，已经被曾国藩拒绝，毫无商量余地，并且，曾国藩已经打算送客，让他去找找李续宜，看是否能够在那里当一名营官，“一试胆气”。

　　如果还有选择的余地，左宗棠恐怕无论如何都不会去充当一名营官的，相比之下，柳庄的田园生活要惬意得多。然而，此时的他却作出了这种选择，尤其是在曾国藩面前提出这样的要求，充分表明他此时已经山穷水尽、无可奈何了。然而，曾国藩对这些似乎毫无察觉，自己天天作陪，已经尽到了地主之谊，左宗棠应该到其他地方去“足遣壮怀”,剩下的事情应该跟自己无关了。

　　这一次，左宗棠在宿松大营待了二十余天，但已深知这里并非自己的栖身之地，就在走也难，留也难的时候，事情却又一次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曾国藩突然接到了咸丰于四月初一（5月21日）发出的关于左宗棠的上谕：
　　“有人奏左宗棠熟悉形势，运筹决策，所向克敌。唯秉性刚直，嫉恶如仇，以致谣诼沸腾，官文亦惑于浮言，未免有指责瑕疵之处，左宗棠奉身隐退。现在贼势狓猖，东南蹂躏，请酌量任用等语。左宗棠熟悉湖南形势，战胜攻取，调度有方。目下戝氛甚炽，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本地襄办团练等事，抑或调赴该侍郎军营，并着曾国藩酌量办理。”

　　显然，咸丰此时已经明白了樊燮控告的真实内幕，不仅将官文对于左宗棠的指控定性为“惑于浮言”予以否定，并且打算重用后者，这样，就地正法之类的危险已经不复存在，继续背井离乡待在曾营或者去李续宜那里都没有必要了。于是，左宗棠以自己收到家信，儿子生病需要照顾这样一个并不充分的理由告辞，离开了曾国藩的大营，回家去了。

　　左宗棠走了，可在曾国藩这里，事情并没有结束，面对这份上谕，他还必须做出回答，于是，四月十三日（6月2日）曾国藩这样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