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际，或饬令办理湖南团防，或简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
　　过了七天，清廷接到曾国藩的答复之后，立即下旨：
　　“命兵部郎中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襄办署两江总督曾国藩军务。”
　　就这样，左宗棠和曾国藩走到了一起。

　　有人说，在樊燮案中，那些积极救护左宗棠的人里，也有曾国藩，依据就是曾国藩上面这篇奏折。笔者以为，这种说法其实是不能成立的。
　　所谓“国家不可无湖南，湖南不可无左宗棠”，或许有夸张之嫌，但如果改为“湘军不可无湖南，湖南不可无左宗棠”则是一点都不过份的。湘军自成立之后，长期从湖南获得大量的兵员、军饷、船炮、兵器和其他物资，仅咸丰五年十月到咸丰八年八月，不到三年时间，湖南就派出大批部队“带饷随证”支援江西，仅此项支出就将近三百万两，超过湘军从任何一个省份得到的支持，从而大大改变了江西战场的形势。这一切，当然和左宗棠在湖南的经营有关，正是由于有了湖南这样一个十分巩固的后方基地，湘军才可能有了以后的发展壮大，左宗棠在湖南的工作，实际获益最大的人正是曾国藩。

　　但是，在樊燮案发生之后，曾国藩并没有像骆秉章、胡林翼和郭嵩焘等人那样积极奔走呼号，而是一直持观望态度，没有做过任何实质性的营救工作。按照清廷对他的倚重，以及湘军确曾多多获益于左宗棠的事实，如果由曾国藩出面说话，应该比上述任何人都有说服力得多，效果当然也会好得多，然而，曾国藩并没有这样做。当左宗棠面临生命威胁，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也不愿对左宗棠提供长期的庇护，根本没有打算让左宗棠在自己的大营里过多地“勾留”，只是碍于方方面面的关系，不得不接待一下而已，对于左宗棠的生死，曾国藩的态度只是观望。如果他们之间果真有深厚情谊，这种状况当然是不可设想的。

　　咸丰的上述旨意下达之后，曾国藩才第一次就此事表态。这份“上谕”和之前的“如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的密谕相比，清廷的态度已经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这时已经根本不是打算继续追究所谓的劣幕问题，而是在征求曾国藩的意见，看看该如何重用左宗棠了。曾国藩写这份折子的时候，左宗棠已经没有了生命危险，当然也就根本不存在“营救”之说。百余年来的评论者都以这封奏折为据，将曾国藩说成左宗棠这次逃脱一死的营救者之一，稍稍比较一下曾国藩在这一问题上表态的时机，跟骆秉章、胡林翼、郭嵩焘等人是有很大差别的，因此，这种说法的理由不能成立。某些人坚称没有曾国藩的力荐，左宗棠就只能在家务农，但从这个过程来看，与其说是曾国藩向咸丰推荐了左宗棠，不如说咸丰向曾国藩推荐了左宗棠更合适些。[待续]

　　日期：2010-10-14　18:36:28
　　[续前]
　　如果我们再仔细看看曾国藩的这份奏折，还可以从中发现一些含义颇深的内容：
　　咸丰问的是“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本地襄办团练等事，抑或调赴该侍郎军营，并着曾国藩酌量办理。”咸丰的安置方案有两个：一个是仍然留在湖南；另一个是调赴曾国藩的军营。
　　而曾国藩的答复也是两个方案：一个是办理湖南团防，也就是仍然留在湖南，这一条和咸丰的意见相同；另一条则是“或简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这个方案则是咸丰的原旨中所没有的。也就是说，曾国藩根本不愿意考虑咸丰的第二种方案，将左宗棠调入自己的军营。尽管左宗棠在咸丰八年由骆秉章保奏，已经获得了四品卿衔的资格，而曾国藩在这里建议提拔为藩司、臬司，已经是从二品、正三品的官职了，一次提升了二、三级，不可谓不重用，但是，更深一层的意思，则是让左宗棠到其他地方去当官，不要调入自己营中，这种用意是非常明显的。

　　这一年的四月十八日(6月7日)，清廷下旨，赏曾国藩兵部尚书衔署两江总督，同时命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襄办曾国藩军务，将曾左二人绑在了一起。关于樊燮一案，由于种种议论，使咸丰产生一些犹豫，肃顺便趁机进言：“闻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赞画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难得，自当爱惜。请再密寄官文，录中外保荐各疏，令其酌情行办理。”官文看到朝廷欲用左宗棠，便见风转舵，“遂与僚属别商，具奏结案。”

　　此时，清廷一改之前对曾国藩任命湖北巡抚之后又收回成命的状况，而是让他担任了权力大得多的两江总督，并且也对左宗棠的案子作了180度的转变，其中当然有整体思路的变化，继胡林翼担任湖北巡抚之后，进入了一个让汉人掌兵并且担任封疆大吏的阶段，肃顺在其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只是由于他在后来的政变中被杀，相关记录便尽量低调处理了。

　　到了这时候，无论曾国藩还是左宗棠都已经无法违背这道旨意，也正是由于这样的特殊原因，他们才走到了一起，应该说，这样一种结果，是任何人在樊燮事件之前无论如何都无法预料的。
　　照道理，左宗棠以前所从事的工作，完全是在张亮基、骆秉章幕府之中运筹策划，那么，按照这道诏书，他调入曾国藩军营之后应该继续当他的军师，留在大营里出谋划策，这样才符合逻辑，大概咸丰的设想也正是如此。然而，曾国藩在将左宗棠打发到其他地方担任藩臬的意见被咸丰否决，不得不执行让左宗棠调入自己军营的旨意时，采取了最大限度的变通处理：让他去募集一支五千人的队伍，担任湘军的偏师。曾国藩此次的安排，实际上已经让左宗棠“改行”——从运筹帷幄的军师变成了直接去冲锋陷阵的战将，这两个行当虽然都属于军事的范畴之内，但其间的差别却是非常巨大的。左宗棠在运筹帷幄时，的确体现了不凡的才能，取得了成功；但是他去亲冒锋镝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则完全是一个未知数，应该说风险相当巨大，这种情况，曾国藩当然不可能意识不到，却依然作了这样的安排。至于左宗棠呢，事前已经主动要求当人家的营官了，此时当然不可能再有什么说头，只能硬着头皮答应。这种情况是否可以反映他们二人在此之前的关系，如果真的情谊深厚，曾国藩应该不会在樊燮事件中保持沉默，也不会在接到那样的两份诏书之后，作出以上反应？

　　尽管左宗棠由于这份“襄办两江总督曾国藩军务”的上谕而名列曾国藩幕府之内，但事实上他不过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之下在曾国藩的大营里，以客人身份待了二十余天，并没有真正担任过曾国藩的幕僚，他后来的实际身份，也只是曾国藩手下一支偏师的将领而已。
　　即使到了这种时候，曾国藩依然两度竭力避免让左宗棠和自己走到一起。咸丰十年六月（1860年11月），石达开进入四川，清廷曾经打算命令左宗棠以“督办四川军务”的身份入蜀，这样，他的职务将高于前往曾国藩那里的“襄办”。这让曾国藩十分高兴，他一方面给左宗棠去信通知，另一方面则迫不及待地给胡林翼写了这样一封信：

　　“左季公事若待其信来再定，则复奏太迟。若径行先奏，则当请其入蜀。尽以事势言之，则入蜀大有益于鄂，鄂好则可波及于吴，吴好不能分润于蜀。季公之才必须独步一方，始展垂天之翼，以奏对言之，谕旨所询独当一面者，断无对曰否之理。既对曰可矣，则当令其速了蜀之小事，而后再谋吴之长局，是忠于为国谋，忠于为鄂谋，忠于为季谋，三者皆宜入蜀，但不忠于谋鄙人耳！浅见如此，不知与尊意相合否？此折本应由侍主稿，但目下侍距揆帅太远，距季公太远，实难会商。敬求阁下主稿，送敝处拜发！仍列揆帅首衔，来吴则自谋私忠，入蜀则三谋公忠。二者俱可，侍无意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