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教科书”说，浙江在咸同年间人口锐减，完全是左军肆意屠杀所致，应该由左宗棠承担罪责。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左宗棠在进入浙江之后，这样描述他在途中的所见：“衢、严一带，山乡瘠薄，素鲜盖藏，频年屡遭兵燹，小民死伤流亡，田荒屋毁。臣行军所至，目睹灾民男妇露宿野外，道殣相望，有数日不得一食者，有一家饿毙数口者。近复疫气流行，十人九病，而浙之残黎，几于靡有孑遗矣！”“浙江此次之变，膏腴之乡尽为贼踞，而上年逆首李世贤、李秀成先后窜浙，正值农民分秧割稻之时，旧谷被掠，新谷无收。不但军食无从采办，即遗黎仅存者率皆饥疲不堪，面无人色，甚则槁死破屋之中，胔骼纵横，无人收敛，疫气流行，田土荒废，皆由于此。臣行军所至，目睹此状，无泪可挥。经过开化、马金、遂安、西安等处，均曾匀拨钱米交地方官绅酌量表分，聊纾灾民旦夕之死。过后则又不知作何光景矣！”类似的描述和记录极多。当时的事实真相究竟是不是历史教科书书上所讲的那样？大量百姓丧亡的情况是不是应该由左宗棠负责？这些问题，也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左宗棠接到担任浙江巡抚的任命之后，不仅不像常人所想象的那样欣喜若狂，相反，对于拖延了好几个月才迟迟援浙充满遗憾，他在给儿子们的家书中这样说：“吾以德薄能浅之人，忝窃高位。督师十月，未能克一郡，救一方，上负朝廷，下负孤民。望尔辈闻吾败固宜忧，闻吾胜不可以为喜。既奉抚浙之命，则浙之土地人民皆责之我。既奉督办之命，则东南大局亦与有责焉。自入军以来，非宴客不用海菜，穷冬犹衣缊袍，冀与士卒同此苦趣，亦念享受不可丰，恐先世所遗余福，至吾身而折尽耳。”毫无疑问，浙江沿途的所见，使他对于此行的心情格外沉重，另一方面，同样沉重的还有楚军所面临的巨大军事压力。

　　清廷授予左宗棠浙江巡抚之后，紧接着就命令他火速救援衢州，大概此时经过北京的政变，刚刚开始垂帘的慈禧急于建功，想要拿出一点好成绩，以便树立自己的个人威信吧。
　　然而，这个任务，实际上是不可能完成的。
　　此时，左军虽然略有扩充，却依然只有八千多人。此前，曾国藩将江西的景德、湖口二镇的厘税，以及婺源、乐平、浮梁三县的钱漕收入拨给楚军以充军饷，这么小一块“食邑”，当然无法养活这么多人马，尽管江西巡抚有时按照廷旨也会拨点款子弥补，但是数量有限，根本指望不住，因此，入浙之前，刚刚建立才一年多的楚军，欠饷就长达半年。关于此时楚军的军饷问题，当时左宗棠曾经在给郭崑焘的信中谈到：“索饷之说，兄向所不谙。‘疲缠’二字，不欲人之加诸我，亦不以加诸人。自十余岁孤陋食贫以来，至今从未尝向人说一‘穷’字，不值为此区区挠吾素节。敝军饷项已欠近五个月，涤公不得已以婺源、浮梁、乐平三县钱粮、厘金归我，实则浮婺皆得之灰烬之余，乐平则十年未纳钱粮，未设厘局，民风刁悍，甲于诸省，仍是一枯窘题耳。”

　　上面说的是军饷，而军饷又制约着部队的规模，决定着兵力。左军的兵力能够完成解救衢州的任务吗？左宗棠接到廷旨之后，在奏折中谈到了这一问题：“臣自上年襄办军务，即招募勇丁五千余名，训练两月，率以东行，转战江、皖之间，尚能得力。曾国藩屡次函商，请募足万人，臣以谋饷为艰，人才难得，未敢轻诺。现陆续增加，尚止八千余人，除留防婺源四营外，能随臣出战者不满七千人。两浙为贼渊薮，遍地贼氛，占地千数百里，贼众数十万，近则裹胁益众，为数愈增。臣以孤军转战而前，有守城之兵，即无雕剿之兵；有攻城之兵，即无截剿援贼之兵；有攻剿一路之兵，即无牵制各路贼势之兵。又加之各将领从征日久，除伤亡外，有积劳致疾而殒者，有因事请假而归者。局势日宽，人才日乏，殊为可危。”

　　进入浙江之后，要和数十万太平军作战，靠这点人马，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他奏调蒋益沣、刘培元等率部编入浙军。根据这样的实际情况，清廷下诏，命令广东的粤海关、福建的闽海关、湖北的江汉关，以及湖南、江西分摊浙江军饷，以使左宗棠有足够的军费，承担与之相应的作战任务。然而，远水解不了近渴，这些部队来到浙江尚需时日，眼下救援衢州的事情正急如星火，而上述地区承担的军饷，后来证明也根本无法落实，完全成为画饼。[待续]

　　日期：2010-10-19　18:16:33
　　[续前]
　　当时，衢州有八千守军，由总兵李定太率领，城池被围之后，连连告急。后来，李元度率八千安越军前往救援，也陷入重围，和李定太一起，拼命求救。
　　左宗棠此时也只有八千余人，相当于二李总兵力的一半，他认为，如果从衢州入手，贸然前往，“断无自全之理”，必然重蹈李元度的覆辙，最终三路人马将全部难逃厄运。因此，尽管清廷一再发布上谕，命令他火速救援衢州，但左宗棠认真分析形势之后，果断作出决定，不直接发兵衢州，而是朝另外的方向，对着开化、马金、遂安等由辅王杨辅清把守的地方发动猛攻，并迅速将这些地方攻克。

　　李世贤见势头不好，便调来大批援军争夺遂安，这样，就给了左宗棠机会。经过一番战斗，左宗棠再度将李世贤打败，于是,李世贤撤退，衢州解围。
　　衢州虽然安全了，但以后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面对数十万之众的太平军, 左宗棠兵力实在单薄，而清廷分摊各省的军饷，绝大部分又只是一张空头支票，根本无法落实，尽管左宗棠后来最大限度地扩充浙军，也只能达到三、四万人，远逊于曾、李所部的兵力，而这种扩军，已经使浙军的军饷大量拖欠，毫无着落。
　　即便如此，也不能将这三万余人全部投入浙江战场。浙军攻克严州、富阳之后，本来可以较顺利地一鼓作气乘胜攻克杭州，但此时安徽方面的太平军先后攻克皖南诸多城镇，浙军只能按照曾国藩的命令，抽调刘典、王文瑞一万多人马前往增援，经过数月苦战，将那里的太平军击退。
　　此时，曾国藩要求这一万多浙军继续深入皖南，长期在安徽境内和曾军进行会剿，这一次，左宗棠拒绝了曾国藩的命令，他只留下由王开琳率领的三千三百人驻守徽州屯溪镇，将其余八千人全部撤回浙江。事后证明，左宗棠这一决定是非常正确的。
　　此时，浙军已经开始进攻杭州，可是离杭州六十里的余杭也驻有太平军重兵，如果单攻杭州，余杭的敌军必然会进行支援，将会使攻城部队腹背受敌，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因此，必须在攻打杭州的同时，也攻打余杭。这样，就只好将两万余人分开，同时对杭、余两城发动进攻。本来就严重兵力不足，一分为二之后，就更显单薄了。此时，离杭、余二城不远的湖州，聚集着大批太平军，一旦他们赶来增援，攻城浙军将面临险境，因此，调回八千人阻击援兵，显然十分必要。

　　八千人刚刚调回就出现了险情，但是，并不是湖州太平军赶来增援，而是李侍贤的大队人马从江苏溧阳南下，进入浙江，李世贤的眷属都在江苏溧阳，此前他曾经从浙江率领一部分部队前往那里。尽管王开琳率三千楚军尾追，但毕竟人数太少无济于事，幸亏有事前调回的八千人参战，迎头拦截，终于将这支敌军击败，使他们退出浙江，杭余两城的攻城部队才化险为夷。

　　如果全盘看一看江浙战场的形势，不难发现，无论饷力还是兵力的分配，都极不均衡，也极不合理，尽管曾国藩受到后世的种种吹捧，以致人们“于近人中独服曾国藩”，但事实上，曾国藩这个节制四省的大帅，对于全局的把握是很成问题的。
　　金陵战场，曾国荃以五万之众将它紧紧围住，虽然南面的句容、溧阳、宜兴尚有一定数量的太平军，但东面有李鸿章的淮军，西面有鲍超一万多霆军，南面的江西，则有席宝田、萧启江的湘军二三万人，在这样的重压之下，溧阳等地的太平军根本不敢去撞曾国荃的铁壁，因此，金陵的攻城部队实际上是非常安全的。
　　李鸿章的淮军，在攻克苏州、常州之后，已经完全无所事事，此时，曾国荃不许李鸿章去助攻金陵，左宗棠也不希望李鸿章进军浙江，尽管江苏境内的溧阳、宜兴尚在太平军手中，但李鸿章为了避开金陵，并没有去攻击这些地方的打算。此时的淮军就成了一支十分清闲的部队了，然而，淮军却拥有比任何人都多的军饷，此时在装备大量洋枪洋炮，战斗力大大提升的情况下，竟然把人数扩充到七、八万人。

　　而浙江战场上，此时依然有几十万太平军，分别占据着杭州、余杭、湖州等地，后来更有李侍贤的大部队进入浙江，而浙军总共只有三万多人。[待续]
　　日期：2010-10-20　18:26:31
　　[续前]
　　这样的兵力配置，无论如何都是极不合理的，之所以兵力分配如此失衡，其原因则是由于军饷分配的不合理，对此，节制四省的曾国藩当然是有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