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一再催促李鸿章前往金陵会剿，而曾氏兄弟显然不愿他前往，于是，李鸿章就不请自到， 把淮军开进了浙江。北部的杭嘉湖地区，是浙江的白菜心，淮军进入这一地区之后，不仅出现了烧杀现象，更将一些富户控制起来，以通敌的罪名，要求他们交钱赎人，通过这类手段对当地进行搜刮。清廷分摊各地的协饷中，湖北的江汉关有每月一万两银子的浙江军饷，由于江汉关的关税是由上海的江海关代收的，这笔钱当然应该由上海支付，但掌控着江海关的李鸿章对此置之不理。凡此种种，使浙军军饷紧张的情况雪上加霜，这段时间，左宗棠的日子的确是很难过的，因此，他才会在给骆秉章的书信中发出“涤相于兵机每苦钝滞，而筹饷亦非所长”的慨叹。

　　事实上，左宗棠在浙江期间，军饷问题一直成为首要的困扰，直到他平定全浙，又在浙江实行了湖南那种剔除中饱的管理模式，每月可以提供十四万两军饷了，他的财政危机才宣告缓解，这时候，左宗棠已经身在福建了。[待续]
　　日期：2010-10-21　18:36:15
　　[续前]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1864年7月19日）湘军用丨炸丨药炸开城墙，攻克金陵，曾国藩在七天之后再次写奏折报告此事，并使用了一个十分醒目的题目：“金陵克复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折”。奏折中提到城破后有一千余太平军化装成清军出城，曾国荃派马队七百余人追击，包围之后“全数斩刈未留一人”，并引用俘虏的口供称：“城破后，伪忠王之兄巨王，幼西王，幼南王，定王，崇王，璋王，乘夜冲出，被官军马队追至湖熟桥边，将头目全行杀毙，更无余孽。”“城破后，伪幼主积薪宫殿举火自焚”，“伪忠王李秀成一犯，城破受伤，匿于山内民房，十九夜提督萧孚泗亲自搜出，并搜擒王次兄洪仁达。”

　　然而，左宗棠却接到了这样的报告：幼天王还活着，并且已经出逃。这时候，距离曾国藩写上述奏折的时间仅仅只有十二天。
　　发现了幼天王出逃的重大问题，左宗棠一面向清廷写了奏折：“昨接孝丰守军飞报，据金陵逃出难民供，伪幼主洪瑱福于六月二十一日由东坝逃至广德，二十六日，堵逆黄文金迎其入湖州府城。”一面分别向曾国藩和曾国荃兄弟写信通报，反映了这一情况。
　　这种做法并无任何不当，如果换成其他人，在这种情况下恐怕都会做出同样的处理。然而，令左宗棠事前根本没有想到的是，提出幼天王依然存在的问题，犯了大忌，也给他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后果。
　　这种说法，完全推翻了曾国藩关于小天王已经自焚身死，“全股悍贼尽数歼灭”的报告，清廷随后下诏：“洪瑱福即洪福瑱，昨据曾国藩奏，洪福瑱积薪自焚。茫无实据，似已逃出伪宫。李秀成曾经挟之出城，后始分散。其为逃出已无疑义。湖、熟防军所报斩杀净尽之说全不可靠。着曾国藩查明此外究有逸出若干，并将防范不力之员弁，从重参办。”

　　这样一来，问题就复杂化了。
　　曾国荃克复金陵，当天夜间就急忙上奏报捷，满以为会受到嘉许，不料“上谕”责怪他城破之日不该当晚返回雨花台大营，以致让千余太平军突围，并且措辞严厉。后来，外逃的李秀成被俘，按说事情已了，但清廷仍不罢休，追问天京城内金银的下落，命令曾国藩迅速查清，报明户部，以备拨用。上谕还说：“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

　　金陵克复之后，清廷疑忌之心加重，在这份上谕中，实际上已近乎威胁，警告曾国藩兄弟，如果不知收敛，就不仅不能“永保勋名”和“长承恩眷”，甚至会招来杀身之祸了。当得知幼天王脱逃的情况之后，清廷更是借题发挥，要求对责任人从严参办，就更加清楚地摆明了一副借此事对曾氏兄弟实行打压的态势。
　　左宗棠是个不善琢磨人事关系、很少去揣摩别人心思的人，这种情况并不在左宗棠的意料之中，他只不过在接到部属的报告之后如实呈报了幼天王脱逃这一情况而已，根本没有通过这件事加害于曾国藩的意图。要求左宗棠在得知这一重大消息之后进行隐瞒当然是过分的，因为幼天王逃出，一路行去，有无数士兵百姓知晓，方方面面传播广泛，仅仅靠左宗棠瞒报，怎么瞒得住？正因为如此，他恐怕根本就没有考虑过隐瞒这件事情的问题，这种做法也和他的个性不符。

　　既然如此，这件事被清廷加以利用，拿来压制曾氏兄弟，责任应该谁负，似乎也是很清楚的。[待续]
　　日期：2010-10-22　18:19:58
　　[续前]
　　这时候，事情已经十分明显：曾国藩此前的奏报与事实是有差异的。照道理，一场这么大的战役，曾国藩不可能事事亲临，只能按照下属的报告拟写奏折，况且金陵攻克时，他本人远在安庆，出现差错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发现有了疏漏之后，更正一下就是了。如果这样处理，那么，事情也就结束了，根本不会像后来那样出现僵局，以致让他自己下不了台。

　　但是，曾国藩却理直气壮地采取了另外一种做法，在七月二十九日（8月30日）的奏折中这样回复：
　　“臣初闻金陵克复，亦深虑极大之城，必多窜逸之贼，湖熟追杀尽净之说，臣亦不敢深信！迨臣至江宁小住经旬，距克城已逾二十日，而附近如溧水，句容，丹阳，高淳，东坝，建平各防之将，各县之官，并未禀报有贼匪窜过之事。臣弟所派各路跟查之弁，亦自东坝，溧阳等处归来，报称沿途百姓，未见有贼踪经过之事。臣于是释然大慰，以为洪福瑱必死于乱军无疑矣。旋于七月十一日，接宁国守将刘松山及委员陈斌禀称：洪福瑱带二三千人，逃至广德。旋又见左宗棠汇寄臣弟函：称伪幼王率贼二三千人，逃至广德迎入湖州。皆云系逃出难民所供。十三日，接浙江粮道杨昌浚禀，亦云：‘洪福瑱带二三千人窜至广德。’十四日左宗棠汇寄臣一函，则云‘金陵余逆，漏出数百，亦有数千之说。’与刘松山杨昌浚所云二三千者，微有不符。臣再三推详，由金陵至广德，县县有兵，层层密布。其中如驻句容之刘铭传，驻溧水之王可升，驻建平之李榕，驻东坝之郑魁武，皆晓事不欺之人，又奉严防逸贼之札。若谓洪福瑱仅带零贼，剃发潜遁，此数处者，或不知之。若贼众至二三千之众，而谓此数处一无闻见，既不截剿，又不禀报，此事理所必无也。臣观附近各县各将之无禀，证以李秀成之亲供，逸出漏网之贼，多亦不过数百，堪以仰慰宸廑！其洪福瑱果否尚存，臣现派蓄发降卒，四处访查，不欲仅以难民之言为凭，尚未访有端倪。”

　　有这么多线索反映洪福瑱已经逃逸，曾国藩本应认真对待，检查一下真相究竟如何，但是，他根本不去考虑自己的奏报有可能失实，而是再三辩解、推理，说明洪福瑱并未逃逸。采用这种方式对待此事，已经将自己推向了一个十分被动的位置，按照他的身份，堪称在进行一场豪赌了。另一方面，由于他对左宗棠已经积累了很多不满，这件事更使他怒火中烧，接下来便将矛头指向左宗棠说：“杭州省城克复时，伪康王汪海洋，伪听王陈炳文，两股十万之众，全数逸出，尚未纠参，此次逸出数百人，亦应暂缓参办。”

　　曾国藩的上述议论，如果是别人说的，由于不了解具体情况，或许情有可原；但这些话出自这位节制四省的总司令口中，则实在太强词夺理了，因为他十分清楚，按照左宗棠的兵力，根本不可能对杭州实行包围，当然也就不可能像金陵那样实行“全歼”，这样的指责，已经完全不顾客观事实了。
　　曾国藩既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左宗棠不能不作答复，于是，针对曾国藩的奏折，他也在随后的“杭州余匪窜出情形片”中作了这样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