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顷准曾国藩抄送七月二十九日复奏洪福瑱下落一片，内称杭州克复时，伪康王汪海洋、伪听王陈炳文两股十万之众全数逸出，未闻纠参，此次逸出数百人，亦应暂缓参办。臣窃有所未喻也。当臣军肃清浙东时，军威颇壮，杭城守贼无多，本可速克，比因皖南贼势鸱张，不得已调刘典分军赴皖助剿，而臣驻严州以资兼顾，其攻富阳及杭城者，仅蒋益沣一军及水师数营，又正疾疫繁兴之时，兵力更薄。此机一失，首逆陈炳文、汪海洋纷纷踵至，贼数始多。自富阳克后，贼悉力守杭城、余杭。维时臣战余杭，蒋益沣战杭州，屡次破垒获胜，臣奏两城贼势窘促，并未以贼数众多为言，每与交战，逆贼多不过一万数千而止，迭次奏报甚详，尤堪复按。其所以持久而后克复者，实由杭、余两城中间相距六十里，我军未能合围，贼占地势，攻守之难易悬殊也。曾国藩称杭城克复，十万之众全数窜出，所谓十万全数，果何据乎？两城之贼于二月二十三夜五更窜出，陈炳文启杭州武林门而窜德清，汪海洋出余杭东门而窜武康，官军皆于黎明时入城，臣前此奏报克复两城时业经详细陈明，并无一字稍涉含糊。夫以片时之久，一门之狭，而谓贼众十万从此逸出，殆无是理！此固不待辩而自明者也。

　　至湖州之贼，如黄文金、李远继、杨辅清等，皆从江西、皖南而来，此外苏常丹句嘉兴诸贼亦麇聚于此，最后则李侍贤大股一并窜入。陈炳文、汪海洋之窜德清、武康也，李侍贤实迎护之。杭、余两城之北数十里，处处皆为贼守，非可一攻即下，观于武康、德清之复，两城在克复旬日之后，可见贼数之多不在杭、余两城也明矣。李侍贤与陈、汪两逆既入湖城，贼数自有增无减，李侍贤由湖州、广德、绩溪窜徽州，旋由婺源窜江西，贼数十五六万，其时曾国藩有皖南诸城岌岌之奏。陈、汪两逆窥浙军赴歙南小川，遂由白际、马金诸岭翻入浙境，又经浙军迭次截剿，其窜入江西者尚数万计。厥后与李侍贤合并，其党之或分或合，更无从知。曾国藩殆以陈炳文降数之多，谓均从杭州窜出乎？臣阅鲍超抄示陈炳文降书诸头目姓名，多非杭州旧有之贼也。

　　至云杭贼全数出窜，未闻纠参，尤不可解。金陵早已合围，而杭、余则未能合围也。金陵报杀贼尽净，杭州报逆首实已窜出也。臣欲纠参，亦乌得而纠参之乎？至若广德有贼不攻，宁国无贼不守，至各大股逆贼往来自如，毫无阻遏，臣屡以为言，而曾国藩漠然不复介意。前因幼逆漏出，臣复商请调兵以攻广德，或因厌其絮聒，遂激为此论，亦未可知。然因数而疏可也，因意见之弊遂发为欺诬之词，似有未可。臣因军事最尚质实，故不得不辩。至此后公事，均仍和衷商办，臣断不敢稍存意见，自重愆尤。”

　　随着前线传来的越来越多关于幼天王的消息，他的存在已经确凿无疑，那么，曾国藩前面所说的“由金陵至广德，县县有兵，层层密布。其中如驻句容之刘铭传，驻溧水之王可升，驻建平之李榕，驻东坝之郑魁武，皆晓事不欺之人，又奉严防逸贼之札。若谓洪福瑱仅带零贼，剃发潜遁，此数处者，或不知之。若贼众至二三千之众，而谓此数处一无闻见，既不截剿，又不禀报，此事理所必无也”，这些说法，该如何解释？曾国藩提及的这些将领到底有没有责任？该不该纠参？大量太平军之所以能够往来自如，全部是因为广德在他们控制之中的缘故，在这一问题上的失误，过程和责任，也应该是清清楚楚的，如果继续辩论下去，肯定会越来越无法招架。

　　于是，曾国藩采取了十分明智的对策，就是再也不发言了。当然，这绝不是认输的表示，可是，该怎样才能找回自己的颜面呢？曾国藩选择了最严厉的措施：从此跟左宗棠绝交。[待续]
　　日期：2010-10-23　18:28:01
　　[续前]
　　左宗棠只是如实反映了幼天王没有死于天京的客观事实，他的叙述丝毫没有由此挑起和曾国藩之间矛盾的意思，也没有丝毫失实。这场争论，是由幼天王是否逃脱引发的，本来完全不必争论的问题，由于曾国藩的否认而逐步升级，双方各持己见。至于孰是孰非，则早已由幼天王的被擒而水落石出，这样的事实比任何雄辩都有力得多，它清楚地表明：在这场争辩中，曾国藩是根本不占理的。

　　但是，官场中的争论，决定胜负的因素，从来不是事实和道理，而是势力的大小和强弱。节制四省的曾国藩的势力，当然是刚刚由临时工转正不久的左宗棠所无法相比的，更何况，左宗棠从来也不去刻意培植自己在官场中的势力。因此，关于这次争论，舆论也毫无例外，一边倒地偏向于曾国藩，完全不去理会他们所争论的内容、事实和道理。于是，在舆论中，这场争论的是非曲直已经完全和幼天王无关，而是演变成了左宗棠由曾国藩一手提拔才当上了封疆大吏，却根本不知道感恩，把尾

　　左宗棠从来不以自己的身份地位来决定对曾国藩的态度，居家务农时，他敢于让陶桄对曾国藩的“抑豪强、摧兼并”据理力争；靖港之败以后，他敢于三天两头登上曾国藩的座船，奚落讥笑他寻短见的打算；曾国藩从江西战场回家，一躲十几个月，左宗棠敢于带头“肆口诋毁”，导致舆论大哗，完全不理会曾国藩是否下不来台。他的确跟曾国藩周围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从来不去阿谀奉承，而是有一说一，不掩不藏，尤其是曾国藩有过失的时候，诚如时人所评论的那样，“未尝一日敬事于曾国藩”。左宗棠的这种态度，使曾国藩难以接受并由此形成了两人之间的巨大隔阂，尽管他长期隐忍不发，但这种隔阂始终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等到幼天王事件，曾国藩终于感到忍无可忍，于是便全面爆发了。

　　我以为，曾左之间的这种矛盾，实际上将曾国藩“完人”的脸谱撕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折射出这位一代圣贤并不完美的一面，尽管百余年来的评论者都将这种矛盾的责任归之于左宗棠，但如果仔细看看当时的具体情况，曾国藩应该承担的责任似乎要多得多，只不过由于两人手中的权力、在官场中的势力完全不成比例，评论者作了并不公正的裁判而已。

　　说到曾国藩对左宗棠的提携和恩惠，并将这些归结为没有曾国藩就没有后来的左宗棠等等，这些说法，是十分片面的。事实上，曾左之间在事业上的支持，至少是双向的，恐怕很难说清谁由对方得到的更多一些。左宗棠在江西战场上的表现，即使曾国藩不报告，咸丰也不会毫无所闻，因为当时骆秉章、胡林翼都在，不可能隐瞒得住，再说，曾国藩毕竟是正人君子，恐怕也不会这样做。将左宗棠的提升归功于曾国藩，显然是不合适的。

　　由于以上原因，笔者认为，所谓曾左交恶，并不是左宗棠在地位变化之后对曾国藩的态度有了什么变化，他对曾国藩的态度始终一以贯之；曾左交恶，也并不是由于幼天王出逃这一偶发事件使两人关系从朋友变为冤家，而是曾左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在这一事件中由隐性转为显性罢了。
　　有的评论者将曾左失和说成是他们为了湘军体系的安全，合作演出的一场双簧，是为了消除朝廷对湘军的疑忌专门做给别人看的，这种说法同样流传很广，并且让很多人信以为真。的确，将曾国藩在这件事情上的表现说成是按照根左宗棠事前的约定合演的一出双簧，可以将曾国藩在这件事情上种种错误的表现以一个合理的理由作了掩盖，但这种说法其实并不成立。

　　左宗棠在得知幼天王未死的消息之后，曾分别向曾家兄弟通报并拟折奏报，无论程序还是具体的言语均无异常，当然也就毫无过错可言。
　　但是曾国藩在这个事件中，以下几方面的错误是无可辩驳的：首先，处事草率，仅据属下报告便确认“全股悍贼尽数歼灭”、幼天王举火自焚并写进奏折中。其次，听到幼天王出逃的反映之后不冷静，坚持原来的说法，使事情升级。第三，模仿天蓬元帅的招式，倒打一耙，对杭州战役进行反诉，其实，他明知道杭州战役兵力严重不足，跟金陵战役无可比性。在这样三个错误之后，由于实在不占理，更以十分蛮横的态度，与左宗棠绝交。

　　把这一切说成是为了湘军的安全合演的双簧，是非常勉强的。这样一种双簧，必须以十分深厚的友谊和信任为基础，从曾左二人的长期交往来看，这样的基础似乎并不存在。另外，果真有这一说，时过境迁以后，终会真相大白，那么，由此强加给左宗棠的种种责难当然也会烟消云散，而实际情况却根本不是这样。因此，这种说法其实也不过是天方夜谭罢了。[待续]

　　日期：2010-10-24　17:18:10
　　[续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