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互相不通音问，曾国藩却一直悄悄地关注着左宗棠，在他晚年的时候，一次，有人自甘肃归，曾国藩请来人谈谈左宗棠的详细情况，并且特别言明“君第平心论之”。当听到左宗棠“处事之精详，律身之艰苦，体国之公忠”，尤其是听来人“以某之愚，窃谓若左公之所为，今日朝端无两矣”的评论时，曾国藩拍案道：“诚然，此时西陲之任，倘左君一旦舍去，无论我不能为之继，即起胡文忠于九原，恐亦不能为之继也。君谓朝端无两，我以为天下第一耳。”曾国藩还说：“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尽忠，亦以季高为冠。国幸有左宗棠也。”这是曾国藩晚年对已经长期隔绝音信的左宗棠的评价，尽管直到曾国藩去世，新疆之役还远没有开始。

　　曾国藩的这些话，很可能左宗棠直到去世也未必知道, 但是，在曾国藩去世之后, 他曾经写下了一幅流传很广的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同样的话，他在奏折中，在家书里，都一再重复过，应该不是违心的应景之作，而是实实在在的内心表白。
　　左宗棠西征时, 曾国藩将由刘松山统领的老湘营调拨给左宗棠指挥。老湘营是由王錱创建的，王錱被曾国藩炒了鱿鱼之后，左宗棠给以极大的鼓励和支持，使他重新振作，并且将在岳州已经被打散的老湘军重新集结招募，使这支部队得以保留。咸丰七年，曾国藩在家居丧期间，左宗棠将这支部队派往江西支撑危局，在王錱病逝、曾国藩重返军营之后，他将老湘军留在江西归曾国藩调遣。等到左宗棠前往西北的时候，曾国藩又将这支部队还给了左宗棠。

　　令左宗棠十分感慨的是，他很早就认识刘松山，但是却并不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出众的将领，然而，等到刘松山经过曾国藩的识拔，担任了老湘营的统领，左宗棠从他身上看到了许多之前自己并未发现的长处，这的的确确是一位极其难得的将才，通过这件事，他对曾国藩的知人之明感到由衷的佩服。另外，将刘松山调拨给左宗棠之后，曾国藩的两江承担了这支部队每月六万两的军饷，刘松山在世期间，这笔军饷总是按时送达，从来没有拖欠过，对于在陕甘饱受军饷问题困扰的左宗棠来说，这是一件具有非凡意义的事，为了协调全军，他经常不得不“借用”老湘军的这笔款子，而刘松山也从未因此计较过。因此，在曾国藩去世时，左宗棠就发出了上面那种由衷的感叹。

　　既然曾国藩是元辅，那么，他自己充其量也只能是二辅、三辅了，显然，他和曾国藩之间几十年来的争论、矛盾，并没有争夺个人名利、地位的目的。对于彼此之间的关系，他十分遗憾地用了“同心若金，攻错若石”来表达，尽管长期以来，两人形成了互相不通音问的现状，但是，作为一个年届五十才跻身官场的人，只要做到相期无负平生，恐怕也就说得过去，完全可以心安理得了。

　　说到这里，一定会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左宗棠晚年依然大骂曾国藩，跟他在挽联中表示的立场并不一致。
　　光绪七年（１８８１年），左宗棠在赴两江总督任前致信刘锦棠说：“弟任两江，绝不效前人所为，置西事于度外。”这是有所指的，因为曾国藩在刘松山阵亡、刘锦棠接任之后，取消了江苏原来支付老湘营的每月６万两军饷，对于“西师”来说，这件事意义重大。按照规定，西师每年的军饷应有800多万两，但这只是一个理论数字，各个摊到“协饷”的省份，往往竭力拖欠，到了同治末年，这种拖欠累计高达3000多万两。而老湘营每年70多万两按时到位的“的饷”，本来是一笔具有非凡意义的款子，在刘松山去世之后，突然没有了，其影响可想而知。由于曾国藩取消了这笔钱，在他之后的两江总督当然也就照此办理了。尤其是在出兵新疆的前一年，“西师”全军一年只得到了２００余万两军饷，几乎因军饷短缺而瓦解。

　　当时，新疆的乌鲁木齐等地设镇迪道，是由陕甘总督管辖的，尽管乌鲁木齐已失，但这个职务仍然保留，哈密、巴里坤等地仍是其辖区。
　　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有个名叫周崇傅的人署理镇迪道的道员职务，因为经费严重短缺，不得不处处节约，以致他的官衙里常常不举火，只有在招待客人时，才烧热茶待客，平日里自己只饮凉水，去市场里买点馒头、烧饼之类充饥度日。左宗棠知道此事之后，曾经专门叫相关部门增加了经费，当时的军饷紧张状况可见一斑。后来，周崇傅在左宗棠调任两江总督时也被调到江苏任职，尽管不再喝凉水了，但他仍然处处保留节俭的作风，冬天里“公服之外，惟敝裘一袭”，和周围的官场显得格格不入。这样，他身边的同僚、下属“皆知敬畏，亦颇疑其矫情”，当面称赞不已，背地里却都在说闲话。左宗棠“每勖其开拓心胸，勿仅以操守一端自见”，但这位周先生依然我行我素，安之如故。

　　道员的职务仅次于藩臬两司，是相当于现代地委书记的高级官员，如此艰苦朴素，尽管有个人习性方面的原因，但通过这个例子，依然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时东西部的巨大差距，这位道员到了江苏官场，几乎成为一个怪物。在东西差距悬殊，苦乐不均的现象对比明显的情况下，左宗棠对曾国藩当年停供老湘营军饷的事情产生一定的看法，应该也有一定的理由。

　　左宗棠在金陵实地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曾经就自己看到的实际情况写信告诉刘锦棠说：“江南于西饷漠不关心，实出情理之外。弟莅任后，力矫前失，于边饷尤提前起解，即吉林、黑龙江亦然。江南藩、运皆照旧储存，并未因之短绌。不知前人愦愦何乃至此！”左宗棠在两江，不仅按时解送两江分摊的西征协饷，就连黑龙江、吉林的军饷也按时解送，而两江自己藩库、盐运司应该储备的银两并没有因为这样做而产生短缺，真不理解前面的两江总督为什么会如此糊涂，扣发西征的军饷。

　　如果真的有机会，左宗棠一定会按照老习惯，就这一问题对曾国藩进行“面折”，然而，此时的曾国藩已经去世，他的这些情绪，也就只能以“骂”来进行宣泄了。在以往的曾左争执中，和左宗棠形成对照的是，曾国藩每每不是“面折”，而是“背折”，于是，左宗棠获得了刻薄、“骂人”的指责，而曾国藩则得到了有涵养的美誉，就事论事，所谓的骂人，不过如此而已。

　　尽管受到曾国荃大掠金陵城的牵连，但曾国藩事实上是一位十分清廉的官员，身居高位却一生两袖清风，没有给自己的后人留下大宗财产，这一点跟左宗棠十分相像。
　　左宗棠任两江总督时，见曾国藩的幼女也在金陵，生活贫困，便委派她的丈夫担任了制造局的职务，使其“脱贫”。左宗棠的这种做法是相当反常的，他一生从来不因关系和背景“安排工作”，无论自己的家人和亲友都是如此，也从来不给别人写推荐信，介绍到其他地方任职。左宗棠在西北十多年，曾经有许多亲戚朋友从湖南千里迢迢赶去投奔，希望能够得到一份职务，谋个前程或饭碗，却都被他婉言拒绝了。对于这些人，他按照穿衣戴帽的士绅每人八两银子，赤脚光头的务农者每人四两银子的标准，奉送路费请他们回家，光是在肃州一地，这笔费用就高达４０００多两。但是，这次却打破了他保持一生的习惯，原因仅仅因为那人是曾国藩的女婿，他不愿看到曾家的后人受到生活煎熬。

　　左宗棠曾经在家书中告诉儿子，自己跟曾国藩之间的矛盾，起因都是国事，没有丝毫个人利害的因素。如果仔细回顾曾左之间的林林总总，也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的说法，应该是符合事实的。
　　曾左都是那个时代的杰出者，并且也都是十分正派的君子，他们志同道合，乡里乡亲，年龄相近，本应是极好的朋友，一百多年来，绝大多数人甚至包括一些重量级的史家，也正是这样看的。然而，我在读完相关的史料之后，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实一直都不融洽，两人的矛盾、冲突，跟我们日常司空见惯的这类事情大相径庭，根本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仅仅是因为意气！尽管已经老死不相往来，但却都一直在内心深处保留着对方的位置，因此，他们在离开人生舞台最终谢幕的时候，对于这个问题，大概也是带着深深的遗憾走的吧？[待续]

　　日期：2010-10-25　18:40:53
　　［续前］
　　六、从一张晚清图片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