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经说过了，左宗棠早在咸丰十一年八月（1861年9月）就再三建议曾国藩出兵援浙，但曾国藩担心江西形势不太稳定，万一再次出现太平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会陷入被动不好收拾，因此迟迟不作决定。直到当年十一月十六日（12月17日），浙江形势紧急，曾国藩才会同江西巡抚毓科上奏清廷，请以左宗棠一军援浙。清廷则于十二月初八日（1862年1月7日）下令，“着曾国藩催令左宗棠统领所部，迅速前进。其臬司张运兰等水陆各军，均照议悉归左宗棠调遣。一切军情，即着左宗棠自行奏报。该京卿务须星速进剿，设法驰救杭州，再图收复各城。”这份谕旨，十一月十五日（12月16日）才到达曾国藩手中，再由曾国藩转送左宗棠，已是十一月二十六日（12月27日）了。然而，仅仅两天之后，当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2月29日）杭州就被太平军攻克，王有龄也自杀身亡了。左宗棠只是楚军的统帅，没有命令，他是不能私自前往浙江的，而且因为当时左宗棠的手中只有八千之众，连救援近在咫尺的衢州的行动都无法直接进行，更何况山河远隔的杭州了。在这种情况下，硬要强加一个为了谋得巡抚的位子，不肯及时援杭的罪名，实在是莫须有的。这些并不难查证的事实，高阳应该了如指掌，却仍然在他的书中进行这样的描写，其心态也就难以捉摸了。

　　当年初见高阳的《慈禧全传》，曾经爱不释手，每次都是一气读完，这部小说，的确如出版介绍中所说，“文字古朴娴熟，知识丰富”，作者的写作手法极其高超娴熟，堪称海内无双，读完之后，对作者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一直以为书中所写的就是真正的历史。
　　后来读到左宗棠收复新疆，甚至非常怀疑那些历史的真实性：一个刚愎自用、目空一切，几乎人人讨厌的独夫，怎么可能去协调千军万马，组织一场那样大规模的万里远征？一个“心中只有自己，没有同僚”，自私至极、心理阴暗的人，怎么可能为了国家利益扛上棺材冒死出征并最终获得那样的成功？
　　怀着这样的重重疑问，我阅读了一些与左宗棠相关的史料，渐渐感到，高阳是怀着极大的个人偏见来描写左宗棠，并根据这种偏见的需要来决定史料的取舍的，对于已经采用的史料，也往往按照这种心理进行改窜，有时甚至不惜无中生有、编造罪名，这种发现，完全颠覆了高阳著作之前在我心中近乎完美的地位。 如果是一个并不高明的作者作了这种描写，顶多说他并不了解历史；一个对于晚清史滚瓜烂熟的大家这样进行历史小说的写作，不得不很遗憾地说，高阳在这方面的许多手法，其实是相当卑劣和滥污的。

　　由于眼下手头只有三四本高阳的书，不能非常详细地进行评述，对这一问题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自己进行一下相关的比对，一定可以有更多此类发现的。[待续]
　　日期：2010-11-10　19:00:02
　　[续前]
　　七、关于刘铭传
　　不少文章提到，刘铭传曾经因为跟左宗棠关系不睦，于是离开铭军，辞职回家，赋闲十多年。更有甚者，说左宗棠对刘铭传进行了排挤，从而造成了上述状况。在百度刘铭传栏目的介绍中，也说刘铭传“接到慈禧太后命令他随时密报左宗棠军情的密旨，因而对左宗棠上奏不实之处予以揭露。左宗棠得知内情，与刘铭传交恶。”持这类说法的人，往往一语带过，并不涉及任何事实。

　　笔者在不经意中翻阅了一下相关史料，发现了一段几乎从来不被人们提及的历史。
　　谁都知道，刘铭传自程学启阵亡之后便是淮军将领中的头牌，跟左宗棠势若水火，这是明摆着的事。左宗棠从来没有去过问淮军的内部事务，他们也并未在一起共事，按照常理, 二人之间不可能产生什么不睦, 更不可能由于左宗棠的原因将李鸿章的爱将从淮军中排挤回家, 真要有这样的事, 李鸿章能够坐视不管一言不发吗? 如果仔细翻一翻刘铭传的履历不难发现，他是个非常爱回家的人。淮军中许多将领都通过虏获发家，刘铭传是其中之一，当然也就有较强的及时享受这些财富的欲望，于是，从曾国藩剿捻时开始，他就经常以各种理由回家了，那么，在家里呆得好好的，刘铭传为什么会突然跑到陕西去了呢？

　　李鸿章尽管在军事上才能有限，但却依仗着大把银子购买了洋枪洋炮武装淮军，并将其扩展到七八万人，拥有了当时首屈一指的实力，并且超越了曾国藩，成为事实上的晚清第一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一直没有忘记对于左宗棠的打压，在李鸿章的朋僚函稿中，留下了数量极大的攻击左宗棠的文字，竭力进行唱衰、贬低，透过这些文字，不难看出李鸿章是非常希望看到左宗棠一败涂地的。

　　终于，李鸿章似乎等到了这样的机会。
　　同治八年（1869年）岁末，在甘肃金积堡一带，有两千多回军突破清军防线，进入陕西，攻克定边县城之后到达榆林、延安，一些骑兵更深入陕西关中地区，尽管这些回军人数不多，但因为陕西许多县份都有他们出没，于是纷纷报警。清廷大惊，急令左宗棠和署陕西巡抚刘典立即部署兵力保障陕西安定，因为此时战事只在甘肃进行，陕西已经属于后方了。

　　就在这种情况下，第二年二月初九(1870年3月10日)，为左宗棠办理西征粮台的翰林院侍讲学士袁保恒突然上奏，声称西路军情紧急，陕西北部地区贼势狓猖，左宗棠所部老湘军、卓胜军“饥疲之余，现存不过十之五六”，陕甘战场已经出现严重危机，建议清廷将这两支军队裁撤归并，以节省军饷移作续调的淮、皖各军之用。
　　更有意思的是，身为后勤人员的袁保恒，竟然在左宗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从河南调来了军队，并且“后路亦将续至”，除了已经到达陕西的之外，还将源源不断地开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在这种情况下，金积堡战场发生了一件更大的变故：二月十五日（3月16日），左宗棠手下的第一号战将老湘营统领刘松山在作战时左胸中弹，当晚不治身亡。于是，陕西的一些官员在某些权势者的怂恿下，更进一步向清廷告急，这类文书像雪片一样朝北京飞去。
　　二月二十六日（3月27日），清廷命令湖广总督李鸿章赴陕西“督兵剿办”。[待续]
　　日期：2010-11-11　20:09:25
　　[续前]
　　袁保恒是原兵部尚书袁甲三的二公子，也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袁世凯的叔叔，跟李鸿章有着非比寻常的渊源。他虽然由清廷调赴左宗棠行营听候差遣，但岂是久甘人下之辈？陕甘本来就是个十分贫苦的地区，又在左宗棠手下当差，各级官员就更加雪上加霜，苦不堪言，许多人一听说去陕甘，头都大了，避之唯恐不及，袁保恒却不以为苦，一头钻了进来，这种反常的举动，当然不会没有原因。

　　他一直在等待时机，这时，苦苦等待了两年多的机会终于来到了,在他看来，陕甘地区战局的重大转折已经出现。老湘营是左宗棠最得力的一支主力，真的按照袁保恒的建议裁撤了这支部队，对于左宗棠意味着什么，应该不言而喻，而他自己则抓紧时间着手准备工作，这种准备的第一步，就是从河南、安徽调来部队；第二步，请来李鸿章撑腰。李鸿章来陕西，当然只是走个过场，他只是来主持对于左宗棠的接收工作，等到办完了这件事，李鸿章就完成了此行的使命，他当然是不会留在西北这种苦地方的。

　　然而，就在这一片紧锣密鼓声中，左宗棠部署兵力，迅速结束了陕西的混乱局面，突破防线进入陕西的回军纷纷撤回甘肃，三月初七日（4月7日），左宗棠的奏折中已经明确声称：“现在延、榆、绥一带及韩城、郃阳、同州续无警报，似窜陕之贼实已全数西趋。”这时候，距离袁宝恒的奏折上传，仅仅只过了二十多天，尚不足一月。
　　按照清廷的要求，左宗棠对刚刚转来的袁保恒的奏折作了答复，毫不含糊地挑明，袁保恒的说法，“按之目前实在情形，不甚符合。”
　　他说，军营里勇丁的数额，时间长了，由于打仗时的伤亡、病故、逃亡、处分除名等原因，都会造成缺额。但刘松山的老湘营曾经在上一年的四月由湖南招募了一批新兵，因为应募者较多，不仅补足了额定的人数，还多出一千余名。另外收编了降将董福祥的两千多人，人数也超过额定数字的一半。老湘营多为湖南人，且伤亡较大，于是又让山西按察使、湘军将领陈湜在调任甘肃时招募了从前的旧部两千五百人随行，以补充缺额，这些人都是湘籍的。董福祥部的缺额，则由其原来的部众中就地招募。刘松山阵亡之后，自己命令刘松山的侄儿刘锦棠接统老湘军，所驻扎的防线不仅没有缩短，反而比原来延长了八十里，如果真的士兵不能足额，这种情况怎可么可能？

　　袁保恒在左军办理西征粮台，主要职责是催提各省的协饷，而这些军饷的运解、分拨，则是由驻陕军需局的沈应奎负责，袁保恒仅仅负责催提，不管分派和运输，因此，他根本就没有任何掌兵的理由。并且，如果陕甘的部队真有裁撤、增调的需要，也应该先跟主官商量，怎么能由这样一个后勤人员私下做主呢？更奇怪的是，袁保恒竟然在没有跟自己打招呼的情况下，就能够从河南、安徽调来部队，眼下，这些部队正源源开进陕西。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显然是无法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