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机大臣、左都御史汪公元方，谓鲍超虚张战功，言尽不雠，彼既愆期贻误，又惊动铭军，以致大败。若科以失机与掩饰之罪，鲍超可斩也。先是，左文襄公尝密疏言鲍超骄横，已面折之，左公方将入关剿回寇，屡请廷旨，趣霆军入关，其意盖欲朝廷稍摧折之，然后罗为己用也。汪公不省左公权略，颇笃信其辞，又不知鲍公实有大功也。故平生遇事不甚可否，此次持议独坚，且云不一惩艾，不足儆骄将。同列均以为疑，乃仅拟严旨责之。鲍公自败贼于尹隆河后，次日即拔队穷追，连蹙之于直河，于丰乐河， 于襄河边，杀贼一万数千，生擒四千，解散胁从万余，拔出难民二万。执任柱、赖文光、李允之妻，追至枣阳唐县界。鲍公自念，破强贼，救铭军出险功高，冀邀褒奖为荣，途次忽奉严饬，方悟铭军之归咎也。会湖北巡抚、威毅伯曾公奏报军情，误为铭军所剿者任柱，霆军所剿者赖文光，故霆军胜而铭军败。是时，贼势任强赖弱，其言与鲍公自奏之疏，又颇抵牾。鲍公愤郁成疾，引发旧伤，日益危笃，奏请罢归调理。曾文正公已解兵符，还任两江总督，闻之驰书慰解。檄召总兵娄云庆，乘轮船驰往接统霆军，并派员携辽东人参往问鲍公疾。大帅李公旋奏请鲍公功高，请加奖护。威毅（曾国荃——引者註）亦奏推鲍公之功，盖二公已得文正手书也。于是，温旨稠叠，颁赏人参，并令俟疾愈后留剿东捻，暂缓入关。调治数月疾未瘳。曾公乃为奏请解浙江提督，遣撤霆军十八营，留十四营改为霆峻军，随同淮军剿贼。曾公稔知鲍公与淮将不能相下，若不令归休，恐遂一病不起。鲍公既归,则霆军未必能得力,倘竟檄令西征,则京口之变,前鉴不远。环顾大局，兼权统筹，不能不如是措注也。”

　　平时遇事很少表态的军机大臣汪元方，这次竟然一反常态，不仅积极发言，而且坚决主张应当严惩鲍超，理由是他不仅没有按时发起进攻，迟到之后又惊动了铭军后路，这样的大罪，砍头都不为过，不进行严惩，不足以警示骄将。汪老头子这么激烈的表现，让其他人都感到意外，都不十分认同，于是便仅仅拟了一道上谕，对鲍超严厉训斥。鲍超在尹隆河之役的第二天，就追击捻军去了，并且接连取得一系列胜利，战果累累。他自己寻思打败强敌，又救出铭军，这么大的战功，一定会得到特别嘉奖。却不料在路上接到了严厉申斥的圣旨，这才悟过来，自己遭到了刘铭传的暗算。于是郁愤成疾，到了这种时候，曾国藩明知自己的爱将受了天大的委屈，但已经解除了兵权，也莫可奈何。而曾国荃、李鸿章都上奏说鲍超功高，应该爱护，而清廷也换了一张脸，又是好话安慰，又是赏赐人参，但全都无济于事，鲍超一连调养了好几个月也不见起色，最终，鲍超解除职务回四川老家，他的三十二营霆军，裁撤十八营，留下十四营跟着淮军作战。

　　“是年冬，汪公薨于位，曾文正语幕宾曰：‘啸庵在枢府未闻有謇，然当官之声，独于鲍春霆事齗齗露锋颖，彼于将之贤否、事之曲直，不能体察，以至颠倒黑白。得非将死而耄及之与？’盖曾公心不平之，故见之于辞气者若此。啸庵，汪公字也。鲍公既养疴家居，十年不出。曾文正公别遣大将刘忠壮公松山，率万人入关，驰剿回捻二寇，战比有功。左文襄公之平关、陇、新疆，得忠壮一军之力为多。铭军虽败，恤死抚伤，简卒补伍，峙粮储械，休养半年后而用之。李公之灭东西捻也，铭军功最。盖古之将帅，必倚所习用之军以集事，不自今日始矣。然余遇铭军将士及随从刘公之僚友，皆云，尹隆河之战，一败涂地，总统营官与幕僚等，俱脱冠服，坐地待死。霆军拯救之功，实不可忘。议者于是叹刘公始终不肯让人，其气盛不挠，固不可及，而以怨报德为已甚也。”

　　当年，汪元方在任上去世，曾国藩对幕僚谈到这件事情时依然愤愤不平，而鲍超从此在家养病，十年都没有出来。薛福成后来跟参加过那次战事的铭军将士谈起尹隆河之役，都说铭军那次一败涂地，刘铭传以下的军官，全都脱了帽子、衣服，坐在地上等死，霆军的搭救，实在是不应该忘记的。
　　薛福成写这段笔记的时候，鲍超已经作古，成了“鲍武襄公”，而刘铭传还在世，并且已身为台湾巡抚，是“今台湾福建巡抚、前直隶提督”，身份显赫，当时的淮军如日中天，而湘军则已逐步衰亡，薛福成当然不敢对刘铭传作任何丑化和歪曲，但即便如此，从上面的记载中仍然可以看出，在整个事件中，刘铭传的所作所为， 是非常过分的。[待续]

　　日期：2010-11-20　19:20:51
　　[续前]
　　薛福成是李鸿章手下一名得力的幕僚，靠着李鸿章的提携，后来也身居要职，由于这层关系，他对于自己的恩主，当然多有回护。因此，对于这一事件后面的有些讲述和评论则是经不起推敲的。
　　例如，他将这一恩将仇报的事实，说成咸同年间用兵以来司空见惯的事，其实，尹隆河之役，丧心昧良莫此为甚，当时的所有战例，没有任何一个谎报战况像刘铭传这样黑白颠倒，这一事件，堪称登峰造极。薛福成把它说成是“固咸同间用兵以来数十年之积习，不独铭军然”，显然是一种大事化小的开脱。
　　另外，薛福成说，李鸿章是在接到刘铭传的报告之后，按照刘铭传的叙述，将铭军的失败归咎于鲍超冲动铭军后路所导致的，这一冤案的产生，是刘铭传和手下的文案先生合谋的结果，李鸿章只是误听传言，完全是无辜的。然而，如果仔细看看李鸿章当年的奏折，事实却并非如此。
　　同治六年二月初一（1867年3月6日），李鸿章在《督军起程筹度军情折》里这样说：“正月十五日，刘铭传统军先至迎击获胜，追逐四五里，因军中讹传后路有贼，分队回救，铭军挫退兵将颇有折损……”。此时应该还没有见到铭军的奏折，就已经给这一仗定了调子，“刘铭传统军先至迎击获胜”，是由于“后路有贼”才导致铭军的挫败的。

　　同治六年二月初八日（3月13日），李鸿章《铭军尹隆河挫败片》中这样说；“兹接刘铭传文称……，我军马步分追四五里，忽后路惊传有贼，叠次飞报，不知系霆军亦由此中进也……”。
　　那么，请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李鸿章是二月初八才接到刘铭传的公文报告的，但是早在二月初一，李鸿章尚未接到刘铭传报告时，就已经先上奏说是因为鲍超迟到并冲动铭军后路，导致铭军由胜转败。二月初八接到了刘铭传的公文之后，李鸿章正式奏报战况经过，再一次重复了前面的谎话，刘铭传的报告只有一次，而李鸿章的撒谎奏报则有两次。

　　鲍超获得尹隆河大捷，并且救了铭军，立了大功，战报根本无须造假，写起来很容易，霆军中的文案很快可以写就，这份公文，不应该比刘铭传那份需要再三思谋、捏造事实的假报告完成得晚，但这份报告会让李鸿章这个新任总司令面子上下不来，因此，李鸿章根本不去理睬霆军的报告，这样才会导致整个事件的发生。这场两万多官军参加的大战，战事经过只要稍稍调查一下，很容易就水落石出了，刘铭传固然有一定地位，但鲍超的资历和战功远在刘铭传之上，凭刘铭传一己之力，不可能完全控制舆论，那么，他敢不敢撒那样的弥天大谎？鲍超作为第一主力，他的战报李鸿章不可能根本不过目，在发现两份报告南辕北辙的时候，如果不存在主观故意，至少应该稍稍调查一下，这种调查也根本不是难事，因为一切都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

　　既然如此，究竟是李鸿章的奏报根据刘铭传的文报所形成，还是刘铭传的文报是依照李鸿章的授意而产生，二者之间就形成了一个绝妙的鸡生蛋和蛋变鸡的问题了，到底孰先孰后，诡谲莫辨，但按照薛福成的说法，始作俑者的责任是肯定不能由李鸿章承担的，他的那些说明，尽了最大努力来为李鸿章辩解，但这种辩解，真的能够让人信服么？

　　还有一个问题，薛福成将鲍超蒙冤的罪魁祸首说成汪元方，而汪元方参奏鲍超的折子，则是根据左宗棠密疏指责鲍超骄横，才进行弹劾的，将跟这件事风马牛不相及的左宗棠扯了进来，就纯属捏造了。
　　如果汪元方是根据左宗棠指责鲍超的密疏才进行参奏的，那么，薛福成的记载中讲得很清楚，鲍超此前一直在“拔队穷追”，连连获捷，取得了一系列的胜绩，直到由于汪元方的参奏导致清廷下旨对他严厉申斥，鲍超才知道自己受到了暗算，这才“郁愤成疾，引发旧伤”，彻底病倒。显然，汪元方的参劾，在鲍超病倒之前，按照薛福成的说法，左宗棠斥责鲍超，更应该在汪元方的参奏之前，既然左宗棠见到鲍超时汪元方还没有参奏，那么，鲍超也就根本不可能躺倒生病。

　　但实际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左宗棠于同治六年四月初八（1867年5月11日）在由汉口赴陕西途中到达樊城，抽时间探望了已经在此患病的鲍超，“见其面色黧黑，肢体厥冷，病状属实，心颇怜之。”但是，鲍超在当年三月，曾国荃函催十余次，要求霆军赴洋梓一带驻扎合围，但鲍超借口患病，所部拒不出战，“最后仅令宋国永等由樊城出扎四十里之八条冈，聊以塞责，而曾国荃指扎之洋梓、双河，迄无一兵驻扎。前月（三月）二十五日，贼果由洋梓窜逸”。左宗棠因此才“声色俱厉”对鲍超进行诘责，这一切，当然只能发生于鲍超已经受到严旨的斥责、称病不起之后，而不可能在此之前，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对鲍超的指责，又怎么可能成为汪元方先生发言的依据呢？如果稍稍留心一下不难发现，薛福成此说纯属凭空捏造，是根本不能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