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年出版的《大清洋帅汉纳根》一书有这样的介绍：德国陆军军官汉纳根，在1894年8月23日担任北洋水师的副提督，地位仅次于丁汝昌。而他上任的时间距离黄海大海战的爆发的9月17日，仅剩下了二十多天。汉纳根在担任北洋水师顾问后，“上舰的第一天，就到各军舰去巡查，发现各舰炮弹严重不足，根本没有办法面对即将来临的海战。汉纳根于是紧急向北洋水师衙门提出建议，要求增加炮弹数量。”

　　汉纳根的秘书戴乐尔记载说：汉纳根和我同时加入舰队，出大沽口，向旅顺进发。在旅顺查看军械清单，得知一个可悲的事实：战舰中十吋口炮的炮弹(应为305mm炮弹），只有3枚，其练习用的小弹也很少，只有其他型号的炮弹储存数量尚足。于是立刻致电李鸿章，称中国的命运全赖兵工厂日夜赶制炮弹，如此重大的事情，请千万不要信托他人——即使兵工厂的总办也不可托付，必须亲自前去督察。这种要求当然是行不通的。数星期后一艘运输船载来若干炮弹和总办的一封信，说305mm的炮弹不能自制，其他型号的炮弹配给若干，按照规定补充，这些已经足够了。我们所能期望与他们的，只有这些而已。

　　这种说法，与钟琳文章中转载的汉纳根本人的信，内容相符。这本书接下来说：“在海战中，大家公认最有效的炮弹是开花弹，也就是爆破弹，这种炮弹击中目标后自己会爆炸，产生破坏力最强。当初，如果击中吉野号的炮弹是爆破弹的话，吉野早就沉没了。”
　　淮军重要将领刘秉璋之子刘体智所著《异辞录》中也有类似记载：“将战，……惟恃两铁舰，而十寸口径之炮弹，时只余三枚。津沪各局，能铸较小之径二又半者，强配之以应敌。”在海战爆发之前，北洋海军的炮弹根本不是按照海战的实际需要提供，而是按照天津军械局的库存情况来“强配之”的，尤其是，这里提到的两铁舰主炮炮弹只有三枚，与其他记载的说法相吻合，当然，这里所说的三枚，仅指合格的开花炮弹。

　　在原英国泰晤士报记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机要秘书濮兰德所写的《李鸿章传》中，则有这样的文字：“冯． 汉纳根先生在7月25日的‘高升’号沉船事件中侥幸逃脱死亡，后被任命为职员的负责人和提督丁汝昌的顾问。8月，他在威海卫给李鸿章汇报说舰队缺乏炮弹，同时他催促天津机器局全速运送一批炮弹，但是，炮弹并无现货。在9月的时候，舰队公布每管炮平均只有14颗炮弹，而且里面装填的时练习用的丨炸丨药量。臭名远扬的张佩纶，即李鸿章的女婿、衙门里‘捞钱’的冠军，在这一时期正主管军械供应部（应为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之误，下同）。中国的海军失败部分是由于他大量贪污，部分是由于那些共谋背叛他以分享其赃物的船上官员的懦弱。

　　战争爆发前两年，冯．汉纳根便催促李鸿章订购大量用于两个铁甲舰‘镇远’号和‘定远’号上的十英寸炮管的克虏伯重型炮弹，但是，订单从来没有得以实施，因为张佩纶不同意在爆炸物上浪费钱财，同时，他这个观点也得到了其朋友林泰曾舰长、刘步蟾舰长和方伯谦舰长的支持（如果我们知道了李鸿章知道他们如此‘节省’和他同意在何处花钱，那就很有趣了）。这样，中国的两艘铁甲舰便于9月17日在黄海海战中上阵了，两只舰一共才拥有三颗重型炮弹。在这三颗炮弹中，一颗由炮手指导赫克夏(隶属于克虏伯）点燃，击中并几乎摧毁了日本旗舰‘松岛’号。”

　　在日本作家陈舜臣所写的《甲午战争》中，则有这样的描写：
　　“外国顾问告诉他，主力舰‘定远’和‘镇远’的主炮只有3发炮弹，使他大为震惊。
　　‘“定远”和“镇远”各三发，只有六发？’李鸿章茫然地说了一句。
　　‘不！“定远”一发，“镇远”两发，共计三发！’顾问的回答是冷漠的。
　　‘定远’和‘镇远’各有四门主炮，舰炮究竟是干什么的呢？”

　　以上这些，都是关于北洋海军在那次决定中国命运的海战中，8门威力巨大的主炮总共只有3发合格炮弹的说法。诚然，这些说法可能还有某些谬误或者并不严谨之处，但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声称合格的、适用的主炮炮弹总共只有3发，其余的305mm炮弹中，多是装药量不足的教练弹和根本不会爆炸、“差不多没用”的穿甲弹，尽管在海战中中国的主炮也炮声隆隆，炮手们忙得不亦乐乎，但是，他们发射的绝大多数是不会爆炸的穿甲弹，当然也就不可能给日本舰队带来致命的威胁，整个黄海海战中，没有一艘日本军舰被击沉，就是最好的证明。[待续]

　　日期：2010-11-30　18:47:35
　　[续前]
　　这种情况在此前7月25日的丰岛海战中同样出现过，当时济远舰尾炮击中了日本头号主力舰吉野的要害部位，只要它能像正常炮弹那样爆炸，这艘日舰即使不沉，也必然遭受重创，不可能出现在后来的黄海大海战中，成为最凶恶的日本军舰，因此，研究甲午战争史的专家戚其章先生把这枚炮弹的爆炸看成中方赢得战争的机会之一。可见炮弹问题，对这场胜负的影响之大。

　　即使上述记载全都是不实之词，我们也仍然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民间百姓即使开个杂货店，都会有一本清清楚楚的账簿，北洋海军的军械供应，远非杂货店可比，当然也有军械供应的账簿，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北洋的炮弹供应根本没有问题，上面的那些说法纯属虚构，那么，最有力的反驳便是军械供应的账簿了，只要拿出这份文件来，任何相关的谣传，立刻便不攻自破，足可证明军械局自身的清白。然而，在那场海战之后，这份至关重要的凭据，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甲午海战中炮弹供应方面的严重问题，在当时肯定是有强烈反映的，否则，不可能海战刚刚结束，清廷便立刻派出候补道徐建寅专程前去调查炮弹问题，而这个问题在海战之前是根本无人过问的。耐人寻味的是，徐建寅调查过程中，那份至关重要的帐簿或弹药清单，却从来都无人提及，只剩下了一份含糊不清的炮弹库存单，而经过钟琳先生的考证，这份文件中的弹药，大多是战后补充的。从汉纳根战前对炮弹库存情况调查时，只要查阅清单就可以完全掌握所有数字的事实中清楚证明这样一份清单在战前是千真万确存在的，但大战刚刚结束，这么重要的纪录却立即神秘地消失了，这种情况，难道是偶然的吗？

　　外国人士的记载，都把弹药供应问题的责任，归之于天津军械局，而这个军械局的总办，正是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张士珩之父张绍棠,既是李鸿章的表弟,又是李鸿章的长妹夫,两家亲上加亲。张家富足,李氏弟兄曾受张家颇多接济,连婚事都是张家操办的,当然十分感激。
　　李鸿章发达之后,便将北洋军械局总办这个肥缺委任张士珩的哥哥张文宣,张文宣去世,即由张士珩接任。
　　显然，北洋军械局已经成为由张家世袭的私营单位了，当然，如果张士珩能够兢兢业业，恪尽职守，李鸿章的这种安排尽管不合适，但还不算太大的问题，可实际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
　　张士珩只是一名举人，有了李鸿章这个靠山，便从一个布衣迅速爬上二品大员的高位，甲午战争爆发前两年，李鸿章还竭力保奏，希望为他弄到更多的好处。节录一点当时的奏折，看看李鸿章是如何为他说好话的：
　　“总办北洋军械局、花翎二品衔、分省补用道张士珩，安徽举人，由军功劳绩荐保今职。在北洋当差有年，留心时务，于水陆各营及内地分防练军需用外洋新式军械，均由该局筹拨综合，精详有条不紊。……臣查该道张士珩经济闳通，才猷远大，军事吏事历练颇深，实为文武兼资之选，堪被朝廷任使。此次办理热河军务，功绩尤著。若仅加级加衔，似不足以资鼓励。且其衔已无可再加，应如何简擢之处，出自特恩，非臣所敢擅拟。”

　　显然，李鸿章在这里是将张士珩作为“经济闳通，才猷远大，军事吏事历练颇深，实为文武兼资之选”的高官后备人选向清廷推荐的，建议清廷以特恩对他进行破格提拔。[待续]
　　日期：2010-12-01　18:07:41
　　[续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