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士珩一路走来，完全靠李鸿章的荫庇，这一点毫无疑问，天津军械局是个“水陆各营及内地分防练军需用外洋新式军械，均由该局筹拨综合”的衙门，不仅权力巨大，油水也是其它地方比不了的。正因为如此，总办一职先是由张士珩的哥哥张文宣担任，然后再由张士珩接任。甲午海战中，德国顾问汉纳根刚刚上任就检查炮弹储备，发现情况简直不可思议，立即给李鸿章打了报告，并且特别指明，北洋海军的炮弹供应问题，必须由李鸿章亲自过问，绝对不能再由总办经手，这差不多是一个警告了。为什么会这样？个中原因不难想见。但李鸿章不以为然，仍然将汉纳根的信交给张士珩处理，炮弹供应的严重问题导致了那场至关重要的海战的惨败，战后，李鸿章关起门来给了这个外甥一个重重的耳光。

　　一场决定国运的战争，当然不是一个耳光就能抵偿的。然而，由于李鸿章的包庇，这个本应对炮弹供应方面的问题给整个海战带来严重后果承担罪责的外甥，最终却得以蒙混过关，即使有人对他盗卖军火给日本人进行指控，最后也避重就轻地给了个革职处分就草草了事了。
　　其实，张士珩的问题，远不是这么简单。戚其章先生在他的新作《甲午战争新讲》中披露了这样一个事实：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就大肆在中国进行间谍活动，北洋海军的中枢所在地天津，更是他们活动的中心。当时，天津的巡防营曾经在天津军械局书办刘树棻家中捕获一名日本间谍，但这样一个案件被草草审结，仅仅三天之后，便将日本间谍石川伍一和窝藏间谍的刘树棻匆匆处死，并向北京递交了一份报告。

　　报告声称：石川伍一对其刺探军情一事供认不讳。石川供称，战前他联系过刘树棻两次，第一次，刘给开过炮械数目清单；第二次，刘又开过营兵数目清单。石川先后付刘谢金洋银80元。后来，第三次托刘打听中国派兵情形，刘回过几次信，却都不是准确的消息。9月17日，将审结情况电告总理衙门，并附上《石川伍一供词》。20日，两人就被绑缚市曹正法。

　　然而，这样一种处理却根本无法无法使事件平息下来，参劾李鸿章者大有人在。其中，最典型的是礼部侍郎志锐的奏折，竟然断言天津方面“所奏者，非实情也，乃伪供也。”为了证明李鸿章所报告的情况是假的，他还附上了一份《石川伍一供单》的抄件。这份供单原文如下：
　　“我系神大人（日本间谍头目神伟光臣）派来坐探军情的。自光绪九年，即在中国北京、天津等处往来。现在住在军械所刘树棻家中，或来或去。代日本探官事的人，有中堂（李鸿章)签押戴姓、刘姓、汪大人，还有中堂亲近的人，我不认识。我认识刘树棻，系张士珩西沽炮药局委员李辅臣令王小波引荐的，已有3年了。刘树棻已将各军械营枪炮、刀矛、火药、子丨弹丨数目清册，又将军械所东局、海光寺各局制造子药每天多少、现存多少底册，均于正月底照抄一份，交神大人带回我国。张士珩四大人与神大人最好，因此将中国各营枪炮子药并各局每日制造多少底细告知神大人。

　　水师营务处罗丰禄大人的巡捕于子勤，还有北京高人顺，在烟台、威海、旅顺探听军情。神大人同钦差、零时起身之时，约在六月二十八九。七月初二三日，神大人半夜在裕太饭馆请中堂亲随之人，并王小波、于子勤、戴京春、戴姓、刘姓、汪大人、刘淑棻等商议密事，遇有紧要军情，即行飞电。所说皆系实话，未见面的人不敢乱供姓名。

　　我系日本忠臣，国主差遣探军情，不得不办。在中国探事的不止我一人，还有钟崎，住在紫竹院元堂药店。又穆姓在张家口，现在军到北京。又有钟姓一人，由京往山海关，皆穿中国衣服。又有日本和尚，现在北京，能念中国经，皆说中国话。
　　打电报较日本大高升船官兵的信，是中堂衙里送出来的，电是领事府打的。
　　所供是实。”
　　这样一份至关重要的奏折，却根本没有送到光绪的案头，而是在中途被压了下来，于是，它连同《供单》一起在军机处的旧档案堆里沉睡了上百年，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戚其章先生在翻阅故宫档案时，才无意中发现了。
　　戚其章先生认为，志锐所提供的供单，内容的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因为里面所供述的这些有名有姓或者有姓无名者大都可以一一查考清楚，想胡编是绝对编不出来的。《供单》揭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日本间谍活动的内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待续]

　　日期：2010-12-02　18:55:17
　　[续前]
　　只要把两份供单稍稍对照一下便不难发现，此案涉嫌者中有许多李鸿章的亲戚、亲信和衙门里的有关人员，他们都没有在李鸿章呈报北京总理衙门的供词中出现，而如果志锐的奏折能够送到光绪的手中或者那份真实的供单能够公开出去，肯定会成为爆炸性新闻，那些里通外国的罪人，当然也会受到严惩。
　　网上有人反驳说，在中日宣战之前，张士珩和外国人交朋友只是个人的私事，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如果张士珩是一个乡间家居的绅士，和中国军方无关，这种说法或可成立，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张士珩身居要职，是北洋海军、陆军和海岸炮台军火供应的总负责人，在战争期间的身份极其敏感，日本间谍头目跟他的异乎寻常的亲密，难道只是偶然事件，他们之间只存在私人交往的友情，和张士珩掌握高度军事机密无关吗？当然不是。

　　由张士珩向北洋海军所提供的炮弹，凡从国外采购的，品种完全不适合对日作战的需要；凡由自己生产的，许多弹头中充填的不是丨炸丨药，而是泥沙和煤灰，质量低劣至极，结果，炮弹问题成为影响北洋海军战斗力的关键因素。汉纳根刚刚上任，一眼就看出炮弹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将会给北洋海军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难道那么大的北洋海军，那么多的经过各种渠道培训的官员，在战前那么长的时间里，竟然没有一个人明白应该拥有什么样的炮弹才能够适合对日战争，没有一个人明白北洋的炮弹储备跟这种要求有多大的差距吗？当然不可能。

　　但是，在那个关键位置上的人是张士珩，而站在他身后的则是李鸿章，任何人提出质疑和建议，到了张士珩面前都将被统统挡住，就像汉纳根他们一样。日本间谍只要控制了张士珩，就抓住了全局的关键，显然是极具战略眼光的。在那场战争中，整个北洋海军的炮弹供应问题如此严重，是不是日本间谍的活动和影响所导致的结果？张士珩向日本方面按时提供十分详细的军火清单，使日本清清楚楚地掌握了北洋海军炮弹情况的底细，是不是他们后来胸有成竹、敢于以防护十分薄弱的联合舰队向拥有两艘巨型铁甲舰、8门305mm巨炮的北洋舰队发起攻击的真正原因？张士珩向日本盗卖军火，是不是日本人为了得到实物做进一步研究，以便更加可靠、更加准确地掌握北洋方面的实际战斗力的需要才有的举动，否则，日本怎么可能需要北洋那些质量极其低劣的军火？这些军火的日本买家,如果不是日本军方,难道会是哪个日本财主私人为了看家护院的需要?

　　本来，这些问题在日本间谍石川伍一被捕之后，完全可以经过深入追究而水落石出，可以由此在黄海大海战之前了解日本方面究竟已经掌握了中方哪些军事机密、中方还有哪些人员被日本收买成为定时丨炸丨弹而及时采取对策、堵塞漏洞。然而，日本间谍和已经败露的窝藏者刘树棻被迅速处死灭口，和他们相关的人员得到有效的庇护，那份向光绪皇帝举报的奏折竟然也神秘地消失了。于是，一切便成了不解之谜，那些本来应该受到惩处的卖国贼，也都安然无事、逍遥法外了，某些人既用心事后进行修补，又具有常人难以想象的无边法力，通过这一系列事件，可见一斑！

　　在这种情况下，北洋海军怎么可能不一败涂地？[待续]
　　日期：2010-12-03　12:51:56
　　[续前]
　　即使不是军人，许多中国人也知道战争中有备胜无备的道理，战前的准备工作对于战争胜负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曾国藩有一个他非常欣赏的幕僚名叫赵烈文，甲午战争前夕，曾经到天津李鸿章的衙门进行了一番考察，最终认为此时的李鸿章“专务养尊处优，不为未然之计”。如果认真阅读一下李鸿章在这场战争前夕的函电底稿，对照一下李鸿章在甲午期间的所有表现，应该承认，赵烈文的上述评论是十分公允的。身为那场大战的中方海陆军最高指挥官，连起码的有备胜无备的战争原则都不懂。

　　由他派出的亲信袁世凯受了日本公使大鸟圭介的蒙蔽，被人家玩弄于股掌，传回了日本无意发动战争的错误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