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佐证人口的重要性，贴个例子出来，鉴定下注重人口数量和注重人口质量孰优孰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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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希腊注重人口“素质”。优生学就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首先提出的。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也继承了这一观点。
　　古斯巴达（古希腊势力最大的两个城邦之一）人信奉“人口素质论”，严格地实行选择后代的措施。不要说残障儿，就连体质不够强壮的新生婴儿都会被他们无情的杀死以保持他们国家的“人口素质”。

　　斯巴达的婴儿呱呱落地时，就抱到长老那里接受检查，如果长老认为他不健康，他就被抛到荒山野外的弃婴场去；母亲用烈酒给婴儿洗澡，如果他抽风或失去知觉，这就证明他体质不坚强，任他死去。
　　“低素质”的希洛人长期遭受“高素质”的斯巴达人的压迫和剥削。约公元前640年，希洛人发动长达十几年的武装起义。公元前454年，斯巴达境内的希洛人再次起义。他们英勇顽强，直逼斯巴达城下，坚持了长达10年的斗争
　　斯巴达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给了起义军自由。斯巴达的统治也因此受到沉重的打击。公元前4世纪中叶以后，斯巴达一天天走向衰亡。
　　日期：2010-08-26　13:52:59
　　而关于古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还有一说，即是铅中毒。

　　当时的罗马贵族都使用铅制的餐具、器皿，含铅的化妆品，甚至在酒、果酱中也加入含铅添加剂，以增强颜色和香味。罗马，就连供应城市生活用水的送水渡槽也由陶器和铅管组成。据历史记载，仅建造里昂的一个泵站，就用掉了12000吨铅。古罗马人引以为豪的文明生活全部笼罩在了铅的阴影下。
　　通过食物、日用品和管道，金属铅微粒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富集于罗马人体的骨髓和造血细胞里，特别是孕妇通过胎盘把金属铅离子输送于胎儿的血液之中，极大地毒害了罗马人的一代又一代人，损坏了他们的脑细胞，破坏了他们的骨髓，损坏了他们的生殖能力，侵蚀了他们用斯巴达人方式练就的强健肌体，弱智与羸弱使他们成为“地中海病夫”。

　　在公元前30年到公元220年期间，30位统治罗马帝国的皇帝和皇位篡夺者中，有19位皇帝嗜好严重铅污染的菜肴和酒混合物。蓄积在罗马人体内的铅毒在下一代人中充分发挥了杀伤力。古罗马特洛伊贵族35名结婚的王公有半数不育。其余人虽能生育，但所生的孩子几乎个个都是低能儿和痴呆儿。古罗马贵族的平均年龄只有25岁。铅毒使古罗马上层阶级的人数不断减少，贵族子弟的文化和身体素质也越来越差。古罗马帝国最终走向分裂灭亡。

　　日期：2010-08-26　14:25:42
　　●集中力量办大事——郡县制与统一度量衡的考量
　　连年不绝的战争让春秋、战国时代，各国君王亟需一种社会动员能力最大化、物质资源利用能力最大化的政治体制。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县”逐渐取代了贵族分封采邑制，成为社会政治结构的基本单元。
　　先说分封制。分封制始于西周。分封制中封国是世袭的，诸侯在自己的封国之内享有行政、军事、经济等权力，有相对的独立性。这就使得周王无法对诸侯势力进行直接地干涉和控制。
　　在“分封制”下，国家土地不完全是周王室的，而是分别由获得封地的诸侯所有，他们拥有分封土地的所有资源和收益，只需向周王室缴纳一定的进贡即可尽义务。
　　分封制的特点是分级立宗制，不仅仅是周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在其封国内也要进行分封，封其子孙或其他贵族为卿大夫，给予一定的土地；卿大夫在其封地内也要分封，封其后代为士，分给采邑；士以下不再分封。

　　在分封制下，国君直接掌控的土地、粮食、军队都很局限，国家社会总资源都分散在众多封王手里，国君只居其一。国家力量被整体削弱，国家与各封国间的政令传达常常拥堵，执行成本高昂，且效率低下。
　　另国君还需提防底下卿大夫坐大的危险。各封国都把领地上的军队看做自家财产，打起仗来难免各怀异志。战场之上，国君和各封国的军队间还在军心磨合问题。
　　商鞅正是看到了分封制的种种弊端，在秦国全面推行郡县制改革。商鞅变法前，只是在个别地区设立县。
　　郡县制是由国君直接设置郡守和县令，把卿大夫的私人采邑废为郡县。每县设立县令和县丞，这是地方行政长官。各级长官只有行政管辖权，并没有军权，直接效忠于国君，所有税收都交给国君。
　　各郡县官吏领取俸禄，由国君任免，与分封制的世卿世禄制不同，这就强化了各级官员对中央政府的依附性，使各级官员更为直接地服从于中央政府

　　?对国君来说，郡县制的全面推行使得国家掌握了境内绝大多数的的人口、土地、赋税，更能令秦国的臣民服从国家意志，比之分封制是一个更加容易控制的高效而稳定的制度。郡县制能大大降低分封制的管理成本，收到开源节流的双功效。
　　在这样的行政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各郡县里就有实行统一的度量衡等方面的经济政策的必要了。
　　度——计量长短。
　　量——计量容积。
　　衡——计量轻重。
　　商鞅变法前，秦国各地度量衡不统一。为了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商鞅制造了标准的度量衡器，如今传世之“商鞅量”，上有铭文记有秦孝公 “十八年”“大良造鞅”监造，“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之一为升”。

　　从“商鞅量”中可知，商鞅规定的1标准尺约合今0.23公尺，1标准升约合今0.2公升。商鞅通过量器的制造及其铭文的形式，宣告统一度量衡一事的严肃性。
　　度量衡的统一终结了秦国各地繁杂不一的测算工具的混乱局面，为商品的合理交换提供了标尺，有利于税收，有利于经济往来的便利，促进商品经济的繁荣。当然，这有利于巩固郡县制的推行。
　　在秦惠文王时期，统一货币也是为了出于此目的。至秦惠文王二年（公元前336年），“初行钱”。
　　而在商鞅变法之前，世族贵胄们在自己的食邑内都有有各自一种用以交换日常所需物品的等价物，比如布币。总之，还没有全国通行的一般等价物。统一了度量衡和货币，就是为统一税收作铺垫，加强国家的财政征收能力和效率。
　　后来，郡县制由秦国在战国中发挥到了极致。这套国君集权制度，下层基于能“尽其民力”和“地力”的自耕农制度，中层有一个由号令赏罚驱动的官僚代理制度，上层有一个控制一切资源的独裁者。通过郡县制，各地的财政收入就能汇集于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调度也能更好的在国家意志下为国家宏观经济和国家政策服务。

　　凭借这个体制结合奖励农战的政策，秦国将作为主要物质生产者的农民的生产潜力激发出来，将各种人的体力智力和勇气迸发出来，并将迸发出来的巨大力量掌控在国君一人手中，形成了集中资源的显著优势。这一制度还使得秦国可以更为有效地运用自身的战争资源于兼并战争中，有着六国无可比拟的资源利用效率，为战争机器的运转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

　　中央集权另外一个重要的好处就是产生了国家动员机制，大大小小的政治抵触和军事壁垒被诤言和建言所取代。
　　日期：2010-08-26　16:29:39
　　前面写到
　　“　第一步：秦孝公鉴于当时四面楚歌并随时可能覆国的危境，毅然颁布了罪己还顺带数落了自己祖宗的一纸堪称五百年之雄文的求贤令，“国家内忧，未遑外事……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尊其官而封之地……”，其求贤若渴之心，可昭日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