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是成本与效益间的考量问题，广义的风险投资是泛指所有具有高潜在收益，同时又可能蒙受高风险损失的资本投资。
　　风险投资成就了吕不韦，成就了秦王政，也加速了秦国的统一步伐。风险投资算计上了秦国的那天起，不久，就算计到了东方六国的命运.

　　公平的说，吕不韦奉秦相后确实做了一系列提高秦国国力的事。且吕不韦任相期间继续执行“远交近攻”的传统作战方针，灭东周、伐三晋，屡战屡胜。兼并了大片土地，版图在六国中已首屈一指，造成了分割包围三晋的态势，使三晋朝不保夕，为最后消灭六国作好了准备
　　吕不韦同志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对秦国来说是伟大的一生，《史记》曾这样评价吕不韦“秦灭六国，盖始于魏冉，而成于吕不韦、李斯”。　
　　日期：2010-08-28　01:51:05
　　●来自东方的经济杀手
　　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和在秦国六代国君在商鞅确立的体制框架指导下精耕细作，开拓进取，传于秦王政的手上，已打造成了战国中名副其实的政治经济军事三位一体的帝国金刚之躯。

　　一场阴谋提前引燃了秦国统一战争的导火索，而秦军一打就打了十年。先从那个韩国那个酝酿的阴谋开始。
　　当来自秦国的生产和军事活动在国内开展的如火如荼的时候，山东六国不可能不心急火燎的。秦国的虎狼之师，是山东六国的噩梦，随时会像他们肆虐的扑来。尤其是离秦国最近的韩国。
　　因为韩国不幸的位于秦国东出函谷关之后的交通要道，挡在了秦东扩的道上。　公元前266年，一个游士向秦王提出“远交近攻”策略，即秦国要想吞并天下，首先要灭掉韩国。灭韩是秦国一统天下的头着棋。
　　面对强秦的威胁，韩国成了惊弓之鸟，都城数迁，然而这并不能躲避秦国咄咄逼人的攻势。从公元前265年开始，秦国每年都从韩国夺取土地。韩国就像秦国嘴边的一块肥肉，被一块块蚕食着。公元前249年，韩国处于崩溃的边缘。
　　韩桓惠公为了削弱秦国的强大实力，减缓韩国的灭亡步伐，派出一个手无寸铁的水利工程师郑国，去说服秦国兴修水利。

　　名为造福发展秦国农业，造福秦国百姓，其实是疲秦之计。在当时，各国没有常备军队，全民皆兵，而修郑国渠这样的大型灌溉工程，秦国要动用所有青壮年劳力，耗费大量财力和精力，增加秦国的财政负担。这必然要影响到秦国统一战争的进程，韩国也可借此求得暂时的安宁。
　　之所以想出此计，是因为兴修水利工程，在当时各国间很有市场。各国将水利作为强国之本的思想已经产生，对秦国来说，兴修水利更是固本培元、兼并六国的战略部署。当时秦国的关中平原还没有大型水利工程，因此韩国认为这一计策最有可能被接受。
　　而秦国的都城咸阳建在关中平原上，这一带是国家名副其实的心脏地区。但是，由于降雨量稀少，都城粮食的战略储备受到影响，帝国此时正忧心忡忡。
　　当时的秦国的主政者国相吕不韦也急于显示治国才能，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欣然接受了这个面子工程。
　　据历史研究，当时修建郑国渠多达10万人。到了公元前236年，前后花了十年的时间，才竣工。工程不可谓不巨大。10万人十年的时间长期的劳苦作业，在秦国国内得激起多大的民怨。
　　郑国相对于秦国来说，就是韩国派来的经济杀手。以修建水利设施的浩大工程，拖垮秦国的经济，以致严重消耗秦国的国力为出发，达到保存韩国的生存的目的，可谓韩国以经济为纲，在秦国国土上发动的千古奇仗。名为此，实为彼，惠及秦国的水利工程，暗藏着韩国的深深怨恨和惊天杀机，阴森感不输青铜戈矛上的冰冷寒光。
　　日期：2010-08-28　02:36:44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讲法家治国的好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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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家讲的“法”与现在法治社会的“法”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现代法治社会的“法”，是社会的游戏规则，强调依法来规范一切人的行为，来 治理国家和社会。政府可以依法来治民，公民也可以依法来监督和制约政府。这种“法”的理念是“以人为本”，要依靠民主程序来实现。法家的“法”是统治者用 来统治和镇压人民的工具。政府可以依法治民，但公民不能以法约束政府。这种“法”的理念是“以国为本”，或“以君为本”，要依靠“权、势、术”来实现。

　　“以国为本”，现在也称为“国家主义”，或更为直白一点，称为“国家至上主义”，即国家的利益至高无上。现在我们经常讲“强国富民”，从本质上 来说，“强国”和“富民”是一致的，而且应该先“富民”而后“强国”。但在法家“以国为本”的理念中，政府的目标是“强国”，而不是“富民”。如果“富 民”亦有利于“强国”，也不反对有限地“富民”。商鞅变法的目的是“强国”，但在民太穷的情况下，“强国”也难。所以，商鞅变法中的一些内容，也把土地公 有制改为土地私有制，奖励有战功的百姓，是既“富民”又“强国”的。但当“强国”和“富民”不一致时，就要舍“富民”而追求“强国”。秦国在统一中国的过 程中连年征战，为战争而征收重税，其实都是要实现“强国”的，与“富民”没什么关系，甚至是“弱民”的。其实法家是主张“弱民”的，因为只有“民弱”，既 贫穷又无知，专制统治才能稳定。人民穷，就只能靠政府“恩赐”；人民无知，政府就可以“指鹿为马”。历史上备受称赞的“贞观之治”、“康乾盛世”，都是 “国强”而“民穷”的时代。一路征战成功、最后统一中国的秦王朝不也是这样吗？

　　“以国为本”的法家思想体现在经济上，就是以“强国”为目的，全面控制经济。在秦王朝时，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主要还在于税收和各种苛捐杂税上，对 经济活动的直接控制还不明显。从《大秦帝国》中看，战国时代的七国中，魏国是最富的，政府有点“自由放任”，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能力并不强，所以，最后被秦 国消灭了。秦国对经济的控制能力强，所以，最后兼并了其他六国而一统天下。对于秦统一中国，称赞者居多。战国时期，群雄并立，谁都有统一天下的雄心。统一 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最后被秦国统一了，也有其必然性。历史不能“假设”，我们也不能设想中国不统一的结果。但统一也未见其是一件绝对的好事。统一使中国成 为一个大帝国，直至明代之前仍属于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但这种统一形成了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成为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根源。

　　秦王朝统治的时间太短，还没有解决国家如何控制经济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西汉时的法家桑弘羊解决的。在汉昭帝时举行的盐铁会议上，文学、贤良仍反 对盐铁专卖，要求废除酒榷、均输、平准等国家干预统治的措施。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要求实行“国退民进”的自由放任。桑弘羊则认为，这些政策都是加强中央 集权的必要措施，不仅不能废除，还要加强。汉武帝以后，桑弘羊的统治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的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