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还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极度集权的管理方式可以自由运用于一个诸侯国，但对一个庞大的帝国来说，用起来却并不是那么便利。天下一统后，秦始皇将大权集为一身，每天要批阅的各种文书重达一百二十斤，这种工作量是非常惊人的。长期的权集于上，必然会极大挫伤中层官僚集团的工作积极性，使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不出来。而过度集权的皇帝自己可以做到勤政，他的子孙们却未必都能做到，这样将帝位和相应的制度一股脑传到子孙手中，新皇帝一旦不爱管事，或无力管事，大权必然旁移到个别臣僚手中，成为他们谋私的工具，这对任何一个组织来说都是灾难性的。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不分封自己儿女的皇帝，子女中除长子扶苏外都没有什么历练，而始皇的死又极为突然，当时的通讯条件又极其落后，赵高等辈便很容易通过隐密其事，利用秦始皇的威望来做篡权的准备。继位的秦二世无论是在组织能力上还是在管理能力上都远逊乃父，宦官赵高的左右其手，居然能屡屡得逞，就是这种过度集权制度下子孙能力不足带来的弊病，它自然令帝国的团结无法再维持。张分田在《秦始皇传》中说“秦之所以亡国，主要应归咎于秦二世”，是有一定道理的。毕竟对一个庞大的帝国组织来说，如果要权力尽集于中央，管理者的能力和精力都必须是超群的。中国历史上除秦始皇之外，恐怕也只有汉武帝、汉光武帝、明成祖、雍正帝等少数几个皇帝才能作到前面说的这一点，秦二世既然做不到，又不愿意在一定程度上分权大臣、亲族们，换以宽柔的方式来管理，失败是难免的。

　　日期：2010-08-30　11:51:05
　　在此贴一个论述秦帝国灭亡的很有建设性意见的帖子，雅俗共赏。
　　《剑桥中国秦汉史》中把秦帝国灭亡的原因归为五类，前四类包括道德仁义不施、统治者智能缺陷、摒弃传统、社会因素，而该章作者卜德似乎赞成最后一类，即“资源的过分紧张”。他说道：“经过几个世纪的血腥战争，当秦突然从诸侯国发展成帝国时，它承担的任务太多，根本不能在如此短的时期中完成。因此，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但笔者在这里却要提出第六类原因：原有的秦国组织体系，在复制给这样一个空前庞大的帝国时，由于落后的技术条件，必然会导致整个管理体系的崩溃。

　　当秦国尚只是一个诸侯国时，内部文化的差异并不大，商鞅变法的范围仅限于秦国一隅之地，统一制度操作起来相对也要容易一些。可一旦这样一个体系扩充到整个帝国之内，它的难度就要大得多了，如果没有政府的外在强制力，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等等法令将无法执行。后世多非议秦始皇焚书之举，可实际上，秦始皇焚烧的仅是民间藏书，“若欲有学，以吏为师”，并不是禁止百姓向学，只是不让私下里学而已。这就象今天国家不让私人办教育一样，其目的是为了维护文化上的统一性。一个国家如果缺乏这种统一的归属感，必然就缺乏向心力和凝聚力，就会走向四分五裂，所以秦始皇此举本无可厚非。项羽焚烧咸阳后，立诸将为王，刘邦称帝，亦行分封，可见就是在几十年后，封建制思想仍顽固的存在。张良家五世相韩，项羽家世世楚将，说明这些世袭家族势力并没有因为国家的灭亡而被完全摧毁，他们仍然能够在自己的原有领地内发挥影响力，并以地域差别来对抗帝国的统一。所以，秦虽然在军事上十年内迅速的统一了中国，但这个大帝国内分离的因子始终都存在着，只要政府强制力实效，它们就会立刻起作用，造成帝国土崩瓦解的后果。

　　秦帝国的迅速崩溃还与组织的长期超额负荷运作有关。商鞅变法中曾有这样一个小插曲：秦民初言新法不便利，实行了几年以后，又说新法便利，商鞅就把这些人全部迁徙到边城，从此“民莫敢议令”。可这样一来，法令就成了单向管理的工具。统治者只要随便一拍脑袋，作出一项决策，无论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合，下面的百姓都必须得遵守，没有商榷的余地，这就为秦国基层组织的崩溃埋下了导火索。秦始皇称帝后，筑长城、通驰道、浚河渠、修宫室、建陵墓，大工程一个接着一个，民众总难有休养生息的机会。虽然我们不否认，这中间许多工程确实是有利于民的，比如长城、驰道、灵渠等，它们从长久来看，要么有助于社会稳定，要么有助于发展生产，但由于政府在组织民众前缺乏沟通，以“拉壮丁”的方式来进行，一些基本的后勤保障又不具备，而人们也没有议论该法令的权利，使一些重要的信息不能有效的“上达天听”，这就造成了社会组织的长期超负荷运转而统治者尚未查觉的情况。在这种情形下，下层民众必然逐渐转向认为它们是些不该履行的义务，以千方百计的逃避、反抗试图脱离苦海，导致整个基层组织缺乏凝聚力和战斗力，组织程度也松散、甚至渐于崩溃，政府管理、监督体系也必然随之失效。国民党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中军队膨胀很快，但战斗力却大大下降，结果迅速被解放军歼灭，也同样是这个原因。

　　此外还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极度集权的管理方式可以自由运用于一个诸侯国，但对一个庞大的帝国来说，用起来却并不是那么便利。天下一统后，秦始皇将大权集为一身，每天要批阅的各种文书重达一百二十斤，这种工作量是非常惊人的。长期的权集于上，必然会极大挫伤中层官僚集团的工作积极性，使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不出来。而过度集权的皇帝自己可以做到勤政，他的子孙们却未必都能做到，这样将帝位和相应的制度一股脑传到子孙手中，新皇帝一旦不爱管事，或无力管事，大权必然旁移到个别臣僚手中，成为他们谋私的工具，这对任何一个组织来说都是灾难性的。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不分封自己儿女的皇帝，子女中除长子扶苏外都没有什么历练，而始皇的死又极为突然，当时的通讯条件又极其落后，赵高等辈便很容易通过隐密其事，利用秦始皇的威望来做篡权的准备。继位的秦二世无论是在组织能力上还是在管理能力上都远逊乃父，宦官赵高的左右其手，居然能屡屡得逞，就是这种过度集权制度下子孙能力不足带来的弊病，它自然令帝国的团结无法再维持。张分田在《秦始皇传》中说“秦之所以亡国，主要应归咎于秦二世”，是有一定道理的。毕竟对一个庞大的帝国组织来说，如果要权力尽集于中央，管理者的能力和精力都必须是超群的。中国历史上除秦始皇之外，恐怕也只有汉武帝、汉光武帝、明成祖、雍正帝等少数几个皇帝才能作到前面说的这一点，秦二世既然做不到，又不愿意在一定程度上分权大臣、亲族们，换以宽柔的方式来管理，失败是难免的。

　　日期：2010-08-30　15:10:30
　　●失业人口再就业——帝国的膨胀
　　山东六国最终被扫灭了，大秦帝国昭示世人的是它辉煌无比的千秋伟业和扫平寰宇，气吞万里山河的恢宏气概。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战国后期及秦统一时，人口数字当为两千万。
　　秦国原有人口近五百万，十年时间下来帝国境内的需管理人口一下子激增了三倍。屠杀一批，坑埋一批，消耗的人口数也有限。山东六国那么多的人每天张大着嘴等着吃饭，那么多的失业人口等着安置。比如东方六国那么多的公务人员，国家灭亡了，就释放出数量庞大无职人员；还有丧失土地的普通六国民众，大概也在数百万之巨。还有，华夏一统后，帝国的部分军人即将面临下岗再就业的问题。

　　这都是摆在帝国至高无上的统治者面前令人头痛的问题，更是时刻拖不得。因为庞大的失业人口不仅是民生问题，更是关乎到社会的动荡与否，尤其是在天下初定，山东六国民心不稳的关口。六国旧贵族的影响丝毫不可忽视，民众在食不果腹的时候，是极易被煽动起来的。
　　人在温饱得到满足的时候，造反的成本对个人来说实在太高了。而在被剥夺了一切可以就食的途径后，造反的成本就无足轻重了，而且也成为了身边的救命稻草。俗话说，法不责众，兴许能像宋江被朝廷招安。不像当劫匪，单个干风险还挺高，而且极易被县治安队扫荡。众人拾柴火焰高嘛，兴许碰到了有前途的组织。事成了，也就有土鸡变凤凰的一天了。

　　在面对如此重大的民生问题时，秦国要能有所作为。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秦始皇魄力显示出来了，拿出了五项工程，实现了相当一大部分失业人口的再就业。
　　一.就是他从13岁即位时就开始营建，在位其间一直忙活的没个消停，死后由于农民起义才被迫中断的秦始皇陵。前后修了38年，工程之浩大、气魄之宏伟，创历代封建统治者奢侈厚葬之先例，比埃及的胡服金字塔还多了8年。“刑徒七十万，起土骊山隈。”有李白作的这首诗为证，七十万刑徒毫不疑问，六国之众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