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势力带来的是权力资源私有化，这种私有化又将孕育出主宰官家权力的富豪权贵阶层。当士族权贵们利用自身所掌握的权力、暴力、财富、势力等完成权力资源的世袭制传递，也就意味着，作为终极资源和最高资源的官家权力，也正在进行着潜移默化的重新分配。“淮西集团”的产生，主要是源于制度性的权力管道渗透进古代中国的传统乡土观念，并使得这种“地缘性“的观念也转化为官场基因的一部分。地变动。

　　李善长作为“淮西势力”的领军人物，在他最初投奔朱元璋的时候。朱元璋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平定天下。
　　李善长回答道：“你应该向秦末大乱中起家的汉高祖刘邦学习，刘邦同样是一介草民，但他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乱杀人，仅仅五年，便成就了帝业。您是濠（今安徽凤阳）人，距汉高祖的老家沛县（今江苏沛县）不远。山川王气，就应在您身上，只要您效仿刘邦，天下一定是您的。”
　　朱元璋果然大喜，让李善长在军中“为参谋，预机画，主馈饷，甚见亲信”。也就是将其留在身边做自己的谋士，并且负责军队的后勤补给工作。如果我们能够知道汉代萧何就是靠为刘邦转运粮饷而摘得第一功，进而荣升丞相，也就能够明白李善长在朱元璋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李善长的这种重要作用，还是得到了朱元璋认可的。
　　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朱元璋说李善长虽然没有在战场上的军功，但“给军食，功甚大，宜进封大国”，乃授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除了上面这些，朱元璋更赐给李善长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也就是说李善长本人凭此铁券，可以赦免两次死罪，其子可以赦免一次。当时封公的六个人中，李善长名列第一，朱元璋颁发的嘉奖令上，李善长被比作汉代的萧何，其风光在洪武功臣中独一无二。

　　这时候徐达常年带兵在外作战，朝中实权掌握在李善长一人手中。之后，他的儿子李祺又被朱元璋招为驸马，权势更加显赫，成为朝廷中掌握实权的淮西集团首领。
　　淮西集团势力的日益膨胀，威胁到了皇权。朱元璋对此也是心存忌惮，于是在洪武四年，以年高有病为名，迫使李善长告老还乡。这时候的李善长只有五十八岁，放在今天还没到退休年纪。其实，朱元璋早就有意撤换李善长，还曾经就此事征求过刘基的意见，并请教合适的人选。
　　刘基说：“善长为元勋旧臣，能调和诸将，不宜骤换。”
　　朱元璋道：“善长屡言卿短，卿乃替他说情么？朕将令卿为右相。”
　　刘基连忙顿首道：“臣实小材，何能任相？”
　　可能刘基预料到在淮西集团当权的情况下，他如果接过李善长的相权，那么他就有可能会受到“淮西集团”的排挤，所以坚决不肯任相职。
　　没有办法，朱元璋又问：“杨宪何如？”

　　刘基答道：“宪有相材，无相器。”
　　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
　　刘基道：“器量褊浅，比宪不如。”
　　最后朱元璋才问到胡惟庸，刘基还是连连摇头道：“不可不可，区区小犊，一经重用，偾辕破犁，祸且不浅了。”朱元璋默然无言。但是后来朱元璋还是在李善长的推荐下，任用了善于逢迎的胡惟庸。
　　在变革之前，让我们来看看朱元璋当初设置丞相的初衷是什么？
　　其实朱元璋当初这么做也是有他自己的苦衷的，至少他是基于三方面考虑：

　　一是形势的需要。当时的朱明王朝刚刚建制，可以说是百废待兴，需要尽快结束连年的战争阴霾，安抚四海的生灵，巩固新的政权。而这些目标的实现，不是嘴巴说说就可以实现的，它需要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我们知道建立一套制度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需要大量的时间，更需要实践的检验。既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那就先拿旧的体制来套一套。

　　日期：2011-01-25　00:03:35
　　二是国家的需要。当时纷乱的天下还没有到刀入鞘，马卸下鞍的时刻，朱元璋和他的那些战友们对元朝残余势力的战争仍在大规模地进行当中。同时对新收复地区的统治也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一切才刚刚开始。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崭新的朱明王朝的政治事务是何等的繁重。这时候国家最需要的是什么？人才，治国的人才。人才不光在二十一世纪最贵，在任何时代他都是最贵的一项资源。这时候设立中书省，授大臣以重权，可以说是新帝国发展的需要。能使招揽的人才尽快进入到自己的角色当中，并且能够灵活处理各种政务，应对各种危机。同时这种做法也摆明了朱元璋对大臣们的一种姿态，战友们，我们从刀光剑影中一路拼杀过来，我们同当患难，我们同享富贵。作为建国皇帝，这种姿态一定要有，无论是真心也好，虚意也罢。这样能容易形成上下齐心，君臣携手共成伟业的良好局面。

　　三是个人需要。朱元璋当上皇帝的时间还很短，随着统治疆域的急剧扩大，原有的统治经验已经明显不足。也就是说在一段时间内，他还无力单独有效地处理所有的官家事务，他需要治国的帮手。还有就是，在朱明政权的创建过程中，他的那些文武大臣们都立下了赫赫功勋。他需要根据每个人的功勋、才具和特点授以高官显职以平衡权力集团之间的利益，这也是权力分肥制的具体体现。也就是说，在新政权建立的初期，丞相权势过重，中央权力分散是权力分配的共性。

　　随着元朝势力一路向北败退，天下大局趋于稳定。
　　朱元璋认为削夺中书省宰相职权的时机已经到来，该到他动手的时候了。当然促使着他手起刀落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形势逼人紧。手握重权的文武官员们也开始尝试着将自己的权力触角伸向不该去的地方，这让朱元璋无法忍受。
　　朱元璋决定出手，而且准备出重拳。他将目标直指相权，他要借此机会将那些分散在丞相手中的各项权力夺回到手中，对官家的权力系统进行重新布局。这时候，废除中书省已经箭在弦上。
　　夺回相权，就意味着要动一动那些功高盖主的开国功勋，这是一件让皇帝们很头痛的事。这些在帝国第一轮权力分配中捞到实惠的大臣，想要让他们吐出吃到嘴里的食物，并不是容易的事。要知道，擅自废除行使了千年的政权制度和官僚制度，这也不符合儒家提倡的伦理道德的要求。皇帝要想坐稳自己的江山，就不能跳出伦理政治的游戏规则随心所欲。

　　但对于朱元璋来说，不容易的事并不代表做不到。他做出了一个假设，如果这些大臣犯下了国法难容的重罪，那么皇帝不就有可能对当下的权力配置做出调整了吗？
　　日期：2011-04-04　23:56:24
　　虽然说，德厚不足以止乱，威势却可以禁暴。对于古代官家集团而言，如果没有暴力强制机制的约束，只是单纯地以儒治国，想要使庞大的国家机器运转自如，也是难以想象的事。
　　古代官家的统治观念一边高举旗帜宣扬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一边又要求权力集团所代表的国家机器适当考虑老百姓的愿望和要求，按照社会普遍公认的伦理道德原则活动。一句话说透了，就是要上应天意，下如民愿。从表面上看，国家机器是在上天与民众之间搞伦理调和，实质上是在统治阶层和广大民众之间搞利益调和。上层统治力量要努力为自己所实施的行为寻求一个合适的借口，披上一件让大多数人无可争辩、无话可说的伦理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