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善长这套经世致用的理论并不亚于三国时期诸葛亮的隆中对，朱元璋对李善长提供的这套夺取天下和治理天下之术非常满意。其实读书人都知道李善长说的是儒法杂揉的权力博弈术，儒家只是表皮，法家才是其内在本质。
　　可不管怎样，朱元璋还是接受了这套儒法杂糅的治国理念。朱元璋早年长期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历尽生活的艰辛，对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中挣扎求存的悲惨境遇感同身受。如果说朱元璋刚开始投军是为了改变自身命运，那么等到他掌握了一定权力后，内心便萌发了济世安民的想法。
　　也正是从这时候开始，围绕在朱元璋身边的文人也渐渐开始多了起来。
　　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朱元璋打下定远后，冯国用、冯国胜（后改名为冯胜）两兄弟前来投奔。因为二人都是文化人，所以受到朱元璋的敬重。
　　冯氏兄弟向朱元璋献上的一句话是：“有德昌，有势强。”也就是说，有势力固然可以强大，但是如果一个创业者能够拥有道德操守，那么他的事业就可以蒸蒸日上。他们又向朱元璋建议：“建康（今江苏南京）虎踞龙蟠，帝王之都，拔之以为根本，成有势之强；然后命将出师，倡仁义，收人心，不贪子女玉帛，则为有德之昌，而后天下可定。”

　　日期：2011-07-05　22:14:12
　　当时群雄逐鹿，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冯氏兄弟能够如此明白地把握天下大势，此等政治远见令朱元璋眼前一亮。正处于用人之际的朱元璋闻言大喜，当即任命二人为军中参谋。
　　第二年（1355年），朱元璋夺取太平，当涂县的儒士、明道书院山长陶安率地方百姓出城相迎。陶安向朱元璋进言：“海内沸腾，豪杰并争，然其意在子女玉帛，非有拨乱救民安天下心。明公渡江，神武不杀，人心悦服，应天顺人，以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
　　这些投靠朱元璋的儒士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规劝朱元璋多行仁义，勿嗜杀人，勿掠财物，以成就他们理想中的仁义之君，这就让朱元璋的仁义之师与那些只为财物而烧杀抢掠的造反者有了本质上的区别。
　　至正二十年（1360年）三月，朱元璋又将闻名一方的“浙东四学士”征召到自己麾下。他们分别是青田（今在浙江文成）的刘基、龙泉的章溢、丽水的叶琛和浦江的宋濂。

　　这些能人贤士的加盟，把儒家所主张的那套“顺天应人”之理和夺取天下后的治国安邦之术也教给了朱元璋。在这种政治权术的指引下，朱元璋从一个从只知道造反求生存的草莽英雄变成了一统天下的霸主，一个懂得如何玩弄政治权术的高手。
　　在那样一个时代大背景下，无论你是属于哪一个阶层，只要你参与到争夺官家权力的斗争中，并希望能够从中获利，就不能不运用儒家思想这个屡试不爽的法宝。虽然在使用的方法上各有千秋，或公开以之为号召，或暗地使用。否则的话，你就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
　　如果我们将朱元璋比作一个大学生，那么此刻围绕在他身边的那些儒生就是大学教授。学生悟性再高，没有老师的倾心点拨，也很难做到融会贯通。朱元璋之所以会在群雄之争笑到最后，与自己从儒生们那里所接受的儒家思想密不可分。
　　朱元璋是个没有文化底子的草根，在造反起义之前，他的社会身份只有两个，一个是乳名叫朱重八的长工，一个是法号叫如净的游方和尚。
　　草根的底子却成就了一段儒家特色的创业之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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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儒生士子中间，李善长是最为特殊的一员。不光是因为他是修习法家的儒生，更主要的是他与朱元璋之间的微妙关系。朱元璋曾经与李善长有过一段推心置腹的交流，他说：“如今群雄纷争，要打好仗，最要紧的是要有好的参谋人员。现在群雄中管文书与作谋士的幕僚，总喜欢说一些左右将士的坏话，从而导致文武不和，将士难以施展才能，这样的军队非败不可。将士垮了，好比鸟儿失去羽翼，主帅势孤力单，是必然要走向灭亡的，这是一个教训。你应该为我搭建一座梁，将文武官员的心连结在一起，千万不要学那幕僚的坏样。”

　　由此我们看出，朱元璋对李善长是寄予厚望的。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西汉开国丞相萧何就是靠着为刘邦转运粮饷而摘得头功，并进而荣升丞相，也就能够明白此时的李善长在朱元璋心目中居于何等重要的位置。
　　朱元璋自称吴王后，就将李善长封为右相国。因为元朝是以右为大，所以说这时候的李善长已经是大明创业团队中的精英级人物。
　　李善长没有辜负朱元璋的信任，不光接手军机檄文之类的文案工作，更主要的是保障了军队的后勤供给，使得前线将士能够安心作战。同时他还为新立的明朝政权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如经营盐，立茶法，立钱法，开矿冶炼，定鱼税等等。
　　在李善长的高效运作之下，朱元璋的统治区域呈现出一派兵强马壮，经济繁荣的景象。吴国元年，朱元璋论功行赏，封李善长为宣国公。后来改革官制，不再像元朝那样以右为尊，改以左为大，李善长也理所当然地被调整为左相国。
　　在朱元璋大封功臣之时，李善长虽然没有在战场上刺刀见红获取卓著的军功，但并不妨碍朱元璋对他高看一眼。朱元璋给出的褒奖理由是：后勤保障工作做得好（给军食，功甚大）。于是授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

　　除了上面这些优厚的待遇，朱元璋赐给李善长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在朱元璋封公的六个人中，李善长名列第一。在颁发的嘉奖令上，李善长更是被朱元璋比作汉代的萧何，其风光程度在洪武功臣中绝对是首屈一指的。
　　这时候的右丞相徐达常年领兵在外东征西讨，朝中实权基本上是掌握在李善长一个人的手中。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在帝国的权力系统中炙手可热，这种权力上的垄断地位也为其他地区的政治势力所不满，所觊觎。但是在朱元璋的保驾护航之下，就算其他权力集团有什么非分之想，也只能将羡慕嫉妒恨暗藏于心。
　　淮西集团的权力勋贵们把持了洪武初年的帝国权力要塞，由他们释放出来的熏天势焰让其他派系根本无法近身，更谈不上掣肘。当权力集团内部各个派系之间的欲望无法得到遏制的时候，那么帝国的权力纷争也就愈演愈烈，一发而不可收拾。
　　在朱元璋的一手扶持之下，淮西勋贵的权势被迅速推至最高点。而淮西集团与其他派系之间的矛盾也由最初的暗流涌动，开始浮出水面，直到掀起滔天巨浪。
　　日期：2011-07-08　09:13:00

　　为了能够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攫取更大的权力空间。淮西勋贵又岂能容得下其他势力集团与自己利益分肥？他们当务之急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通过一切正常或者非正常手段来打击压制其他势力团体。
　　从前期的李善长到后来的胡惟庸，前后十七年的时间，淮西权力集团竭力挤压那些非准人的权力生存空间，根本不给非淮人揽大权的机会。正如吴晗先生所说：“对不是自己系统中的人排挤，从乡里观念出发而演成的政治斗争，是洪武初年政治上的一个特征。”
　　李善长势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朱元璋对淮人集团的倚重，作为淮右党人的带头大哥，李善长手中握有的权力愈大，就意味着集团势力在帝国权力系统中能够分肥到的利益蛋糕就会越大。
　　——刘基的权力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