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儒——遥望那些远去的文化山峰》
第56节

作者: 酒量犹豪人渐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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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2-05-14 08:36:45

  五
  更重要的是,郑玄在遍注群经时,广采博取,择善而用,熔铸古今经文为一炉,融会众说,从而对两汉以来的几乎所有儒家经典就进行了终结性的系统整理。
  由此,他一手平息了两汉以来古今经文学长达200多年的纷争,终成当时定于一尊的蔚为大观的郑学。这便是范晔所说,“郑玄囊括大典,网罗众说,删裁繁芜,刊改漏失,择善而从,自是学者略知所归。”

  郑玄注解经典,建立在对经典的重新整理校勘工作之上,这中间包括兼录异文,考订疑误,校勘文字、训释词语、钩玄提要、考镜源流,厘析篇帙,,将众论翕然归之,不复舍此趋彼。清代著名校堪学人段玉裁在《经义杂记序》中称赞郑玄“成校雠学千古之大业”。
  在郑玄注经之前,学术界是这样一种状况。
  在今文经学派,不但长期弥漫在谶纬的神怪妖氛之中,而且坚持各守师法与家法,造成了此派学风的荒诞不经,大批学人为了一己利益不借牵强附会,以合己说。而且章句繁多,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一家说,使儒家经学阐释走上了繁琐冗长的道路,扬雄就对此气愤地说:“是何师与?是何师与?天下小事为不少矣,每知之,是谓师乎?师之责也,知人知也。小知之师,亦贱矣。”
  在古文经学派,以郑兴、卫宏、贾逵等人为代表虽然提出许多有价值的见解,但出于政治逢迎需要,不惜曲解古文经典,而且为了与今文学派划清界限,自示立场互异,在学术批评中缺乏应有的平和之气。范晔为此感慨道:“郑贾之学,行乎数百年中,遂为儒者宗,亦徒有以焉尔。桓谭以不善谶流亡,郑兴以逊辞仅免,贾逵能附会文致,最差显贵。世主以此论学,悲矣哉!”
  郑玄以儒家继承人自居,抱着“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的淳朴思想,不守门户,各采善端,来进行学术整理工作。比如他为《毛诗》作笺,着眼于《毛诗》,而兼取《齐诗》、《韩诗》、《鲁诗》另外三家之长。
  如此,对各经皆以经过他改造而融合的今古文经说之长并参以己意,重新解说。经过他的宏大料理,今古文的界限没有了,家法、师法的藩篱不见了,经学之间矛盾抵牾消失了,代之以博采众家之长,又简明扼要的郑学。于是,“自是学者略知所归”,皆争趋而学之。

  这是一系列让人无比信服的事实:
  ——郑《论语注》行世,而《齐论语》、《鲁论语》不行。
  ——郑玄《毛诗笺》问世,原先红红火火的齐、鲁、韩三家《诗经》之学遂因之渐渐式微,最终湮没在漫不可知的时光漩涡之中。
  ——郑玄注《古文尚书》之后,属于今文经学的欧阳尚书与大小夏侯《尚书》,自此散逸不传。
  ——郑玄注古文费氏《易》流行,属于今文经的施、孟、梁丘三家《易》学便自行在学界废止。后世王弼、韩康伯注《易》都采用郑玄注本。孔颖达《五经正义》中《易》本,即采用本于郑玄的王韩注本,而且通行至今。
  皮锡瑞先生说:“郑君党徒遍天下,即经学论,可谓小统一时代。”
  郑玄对“三礼”用功甚大,成绩最为显著。在他之前,两汉《礼经》没有传和章句等解经之作,只有说与记。在他分别为《周礼》、《仪礼》、《礼记》作注之后,“三礼”才得以确定。《礼记》即郑玄对戴圣《小戴礼记》的注本。被郑玄注后,《礼记》不仅得以独立成书,而且从本来是为《仪礼》这部经典解经之作的地位,摇身一变,取代《仪礼》成为经典。
  “三礼”是中国古代典章制度的渊薮,有着重要的历史文献意义,但其中很多记载语言深奥浑蒙,非郑注难窥原意。对考释先秦地下挖掘文物,成为今天考古学界的至重参照文献。此外,郑玄注本因其注解详尽,涉猎广泛,对今天的古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图书馆学等等研究领域,也有着至堪宝贵的学术意义。
  更有意思的是,当何休以汉代公羊学集大成者的身份,对古文经学严厉斥责,写出《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后,郑玄则针锋相对,撰著《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予以驳斥。当何休读后,深为叹服地说:“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有“学海”之称的何休能以此夸赞对方,足见他做为一代大师之允人之量。郑玄能深入何休学说之中,寻找出矛盾所在,并以作者之矛攻作者盾,而且深得对手钦服,也真见其高妙。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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