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乾隆年间贪风之炽与惩贪之严，是长期以来人们颇有兴趣的一个话题。就王亶望贪污结果而论，甘肃全省无一好官，足证贪风之炽。一件贪污案处理下来，竟杀掉大小官员50多人，也不能说惩贪不严。然而，雷厉风行的惩贪行动为什么没有收到应有效果，却仿佛火上浇油，使贪风愈盛?晚清时薛福以为，不能责备那时“人性独贪”，而应去寻找迫使官员们“不得不贪”的原因，透视王亶望贪污大案，可能会了解一点从地方牧令到封疆大吏，直至京中权要“不得不贪”的奥秘。可能乾隆皇帝没有，也不打算从中汲取什么教训，以挽救清王朝的日趋衰落。从这个意义上讲，二百年前震惊朝野的贪污大案留给后人的认识价值，似乎应该超过这个案件本身的涵义。

　　　　2、酷吏也是冤大头
　　皇帝把儒家思想作为招牌，却不给儒生以管理国家的权力，反而任用并不信奉儒家观念的胥吏来进行残酷的治理。这个时候，在君、吏、士三者的关系当中，原有的均衡被打破，君主的力量凸现，而酷吏正是君权的直接体现。
　　——张汤的“权力寻租”
　　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秋天，汉武帝决定制造白鹿皮币。白鹿皮币的想法确属异想天开，皆由于刘彻信方术所致。古人以白鹿为瑞祥，称它常常与仙人为伴。后来的说法更玄了，云：“鹿寿千岁，满五百岁则其色白。”尽管刘彻那个年代还没“满五百岁则其色白”的说法，但白鹿被认为是瑞物的观点已经确立。
　　颜异这个人很能干又很廉洁，渐次被提拔到九卿的位置，官拜大农令。刘彻问他对造白鹿皮币的意见，他明确表示反对：“现在各王、侯朝贺用的礼物都是白色的玉璧，价值只几千钱，主次很不相称。”刘彻接受不了反对意见，故而对颜异的言论很不高兴。
　　待续

　　日期：2010-09-15　13:14:10
　　皇帝的反应是下边人揣摸的重点，有人就根据皇帝不高兴这一政治动向，给颜异“找荐儿”了。有人告发了他，武帝派张汤去查。主持变革大计、善察政治风向的张汤与颜异有旧怨。对于张汤来说，这是一个天赐的良机。
　　不待张汤亲自动手，就有人站出来告发颜异。告的什么呢？很怪，只是一个表情。
　　有人说：颜异与客人谈到缗钱等法令时，他的表情不对：客人说这些法令很不恰当，扰民，颜异没回答，只是微微地撅了撅嘴唇。张汤抓住这一微妙的动作，大做文章，上奏说：
　　“颜异见法令有不恰当的地方，不到朝廷陈述，反而在心里非议，应判死刑。”－－罪名叫“腹诽”。

　　张汤给人定罪的艺术已经炉火纯青，并在中国历史上创立了一个新的刑名，叫“腹诽罪”。也就是，你不说话，只是心里不满也不行。张汤这种给人定罪的艺术，来自于他在司法实践中的大量总结。他总结出的理论很有“后现代”，可以称为“政治上正确”的始祖。理论不算高深，但实用性非常强：“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予监史轻平者。”

　　用现在的话来说，皇帝想给哪个犯罪嫌疑人（一般是大臣）加罪，张汤就吩咐手下人多多搜罗证言、证物，甚至不惜造假，给那个人套上重罪；相反，皇上要想从轻处分的，张汤就采取另一种办法，让手下少用证据，甚至毁灭证据。
　　腹诽案可以说是千古奇冤，竟纯以猜度主观判定政治犯，这个恶劣的先例比南宋岳飞“莫许有”、明于谦“意欲罪”在时间上还早了上千年。其造成的直接恶果就是皇权专制势力滔天，官民人人处于恐怖之中，从这以后，腹诽被公然地搞成了能类推的罪名，众臣也得谄颜保身附和。
　　张汤还根据汉武帝政治的现实需要，参与制订修改了各种国家律令。其主要作为有：恢复汉初废除的连坐法、族诛法、妖言诽谤罪等严刑峻法；作见知故纵之法，即官吏获知犯罪行为后必须举告，对应判刑的罪犯必须严格执行，对当地动乱必须严厉镇压，否则以重罪论处。这使得文景盛世以来宽厚立法的趋势被逆转，汉法的发展从此严酷苛密化。

　　待续
　　日期：2010-09-16　18:12:47
　　此时，武帝为加强封建大一统，罢百家尊儒术，推崇董仲舒的新儒家学说。张汤恰时投机，一边上书请求选派儒家博士为廷尉史，辅助自己办案，一边多次就朝堂重大案件代表天子及官方前去咨询已还乡退隐的董仲舒，以其意见为重要的审判依据。从此狱吏断案，多应朝廷旨意，附会古人之义，言必六经“公羊”，史称为“春秋决狱”。

　　虽然张汤这样的酷吏，还知道拿儒家来挂羊头卖狗肉，并不能说明他们是具有儒家意念的人。
　　张汤小时候，他的父亲任长安丞一职。有一次出门，留下张汤一个人在家。谁知道家里老鼠多，把肉偷吃了。张父非常生气，就把张汤拎过来揍了一顿。张汤内心不服，就掘了老鼠洞，逮住老鼠，取出那块肉。然后自己搞了一个模拟法庭，将老鼠和那块肉丢在堂下，宣布罪状，拿出刑具。张父在旁边看着，张汤的一言一行完全不像一个孩子，就像一个有着多年断案经验的老狱吏，张父非常吃惊，于是就让张汤从一个书记员干起。这一细节好似一出精彩的戏剧。仔细分析这则材料，可以发现张汤所受的教育是“刀笔吏”的教育，他对儒家经典是陌生的。他掌握的只是断案的“技术”，而隔膜于一种终极性的观念和信仰。他这样的胥吏，“能力”来自于“实践经验”，当然会用实用主义的立场来处理所有的事务。

　　张汤的飞黄腾达，首要原因在于他成功前谦卑待人、广交朋友、编织关系网，打下了坚实的阶级基础。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张汤得到了皇帝的信任。张汤的一言一行从武帝角度看去，无不是唯皇命是从，绝对效忠，绝无任何私心。汉武帝自然认为他是个难得的人才，于是理所当然的重用他，赋于他大权。张汤断案大多是遇上武帝讨厌的，就落井下石加重刑罚；遇上武帝喜欢的，就寻找借口法外开恩；遇上武帝不关心而与自己有隙的，就毫不留情一审到底，以排挤仇家为政绩，在维护皇权的幌子下最大程度的扩张己欲。名义上万事由皇帝一人裁决，其实最终决策权却完全被张汤个人意志所引导。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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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10-9-16 18:19:00
　　位列三公后的张汤仗着有皇帝的宠信，常常干一些越权的事，权势远超丞相。他在朝堂上高谈阔论国家大政常至日暮，忽悠得汉武帝忘而废食迟不退朝，皇帝不走，搞得其他大臣们都没办法下班。张汤因病不能上朝时，汉武帝竟御驾专程前往张府看望，隆贵到如此地步。汉匈间长年间大规模的战争导致国库空虚，民不聊生。为解决财政危机，汉武帝让张汤主管经济改革，策划国家与百姓争利，负责制造白金货币和五铢钱，实施盐铁用品专卖法案，到处张贴缉拿令，严刑打击豪强富贾，酷法压迫平民弱势，全国被搞的通货膨胀，骚动不堪。最后张汤混到了万夫所指的地步，可控制的经济危机已被人为恶化成了严重的政治社会危机，如同不义的辉煌总逃不过惨淡的收场，张汤的飞黄腾达也快到尽头了。

　　张汤最后并没有捞到一个圆满的结局，最致命的原因在于他的两面性格，为法过酷，结怨太多，最后被自己的皇帝所抛弃。张汤在这里做了冤大头，他捞取的酷吏恶名都是拜一人所赐，那就是他所忠于的朝廷，更主要的是他所效忠的皇帝。为了维护皇帝的颜面，时时处处按照皇帝的指示精神办。说到底，他不过是皇帝的一条忠狗，忠心耿耿，专以咬人为己任。一生的事业，无非是替皇帝看住其他官员，一不许他们有贰心，连私下的牢骚都不能有，若有，就用鼻子嗅出来，满门抄斩。二不许他们多浪费皇家的银子，少花钱多干事，最好是马儿跑，马儿又不吃草。

　　然而，问题是，被张汤看住的那些官员，其实也是皇帝豢养的狗，是皇帝看家护院，维持秩序、征收钱粮的狗，虽然说，这些狗子没有张汤这样的忠心赤胆，可以过苦日子还屁颠屁颠地东奔西走，不辞劳苦，但也都是皇家离不开的，皇家的天下，就是靠这些人支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