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05-18 00:01:10

　　10.4近墨者赤（下）
　　墨翟真算是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和平大使，而在近世，他也险些成为国际友人，因为他曾被学者考证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此颇为离奇可笑。然我们若为墨子引见几位西哲朋友，倒是饶有趣味的，如展望“理想国”的柏拉图、发明演绎逻辑的亚里士多德、称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边沁、同样兴天下之利的亚当·斯密、阔论人类之不平等的卢梭、主张“无产阶级无国界”的马克思……当然，他们与墨子之间的关系绝对是亦敌亦友，因为墨子是独一无二的骄子。

　　墨子一派的缺陷很明显，而他们一旦得势，必将走上专制的道路。此非危言耸听，而是据其理论分析得来。墨学的专横隐患可分为显性与隐形。先看显性表现——
　　“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
　　“乡长之所是，必皆是之；乡长之所非，必皆非之。”
　　“国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国君之所非，必皆非之。”
　　“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

　　“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
　　在这场虚拟的“大选”过后，政府焕然一新，然而整个体制弥漫着一言堂的味道。由下至上，绝对服从，里长紧跟乡长，乡长紧跟邦君，邦君紧跟天子，上级就代表着政治正确与行为规范，这竟是“以吏为师”的先声。墨子之所以有此固执，仍是忧虑乱世的失控，他认为：“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墨子·尚同上》）”这确有干涉民众思想自由之罪过，如此一个同声同气的天下，又有何精彩可言？依从此理，则诸子争鸣必不受墨子待见，他显然不会苟同“并行不悖”的观点，何止“道不同不相为谋”，更可能借助权力打压反对派。能接受“交口称赞”，却不能包容异见，这是一切专制势力的特征。

　　孟子尝言：“何必曰利！”他不会赞同将道德与利害完全等同，然而墨学缺陷的理论根源就是“义，利也。”此种断论使墨子总是以“合不合算”、“有没有用”来考量一切事物。这就不免少了些人情味，鲁国有一人得与大名鼎鼎的墨子相识，便把儿子送去墨子那里锤炼。后来儿子不幸战死，他便忍不住责备墨子。墨子似不通为人父母之情，他竟冷冷说到：“是你要我教你儿子，现在学成战死，你却来怨我。这就象买卖粮食，把粮食卖出去却又怨恨，这难道不荒谬吗！”这个譬喻很不好，不像是热肠之人的言语，回想孔门师徒间的情同父子，真有天渊之别。

　　这副情态像极了近世中国的一些学者，热血地急功近利、一味求“荣”，冷静地妄自菲薄、自乱阵脚。正让人想到“断指存臂，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墨子·大取》）。如果一个强盗给人两种选择，一是剁掉手指，二是砍断胳膊，人们一般会选择前者，承受较轻的痛苦，但这本不是利，而仍是害。请观近世国难，中国学者面对坚船利炮或有两大选择，一是不伤肌肤的文化侵略，二是血肉横飞的军事侵略，他们当然下意识地选择了前者，但经历事后的沉淀，他们又不得不反省“趋利避害”这四字。从长远来看，中华文明的“避害”尚算达成，而“趋利”成就几何？中国人是否已在自我轻贱中丧失了话语权，甚至主动放弃了对侵略历史的正义抨击。阉割自己以求进入强者的殿堂做太监，这若是利，不过是自欺之利。

　　往浅近处说，如鲁班发明飞行器，这在墨子眼中意义自不大，但之于文明，却是价值连城。墨家的“非乐”主张盛于一时，以致墨者和后来的法家一样认为音乐无用，有碍耕织。荀子奋起反击，指责墨家在蛊惑愚众，他甚至断定，墨子如果得了天下，或者统治了一个国家，那将只会致力于“国富”，带给民众的只能是菲薄之生活。“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墨子·节用》），依此原则，人民的物质生活应当保持在温饱的低水准，否则便有奢侈之嫌。庄子看到了墨子的人并不坏，心并不冷，他赞道：“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但他实在不看好墨子的理想国，他说：“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庄子·天下》）。

　　这种“生不歌，死无服”的压抑环境确实缺乏价值追求与激励机制，若硬要在此社会榨出财富，只有遵循另一原则——“财不足则反诸时”，即通过延长劳动时间而非提高效率以提升产出。如此，且不论集体农庄里是否会发生强制劳动，罗伯特·欧文的 “8小时劳动， 8小时休闲， 8小时休息”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在现实中，子贡这类人不可能成于墨家，而在理论上，由墨家主导的政府虽不会有意推行暴政，但在实际运作中又不得不走向黑暗专制。

　　再来看隐性征兆，此虽不易察觉，但不得不明辨。《圣经》里摩西教诲：“要像爱自己一样爱邻居”，这话真不如孔子讲的“德不孤，必有邻”实诚，不过他至少承认了爱之出发的确是由近及远的。“仁者爱人”，清清楚楚，毫不含糊，论“仁”第一要认这四字。在《论语》里，这“人”是和“马”对举的物种，何须将这“人”还原为现实里的三六九等，反倒来诬“仁”之虚伪。人格平等与地位平等是两回事，亲疏与尊卑还是客观存在的。单从“易子而食”便可看出，即便再残忍的人，也是分亲疏的。公司、学校、政府、军队、会党也要分尊卑，这“巨子”的组织也就是如此才运转得了。

　　“爱有差等”乃是人类普遍的心理事实，无法强制抹煞。由此出发，“施由亲始”正合乎自然，“推己及人”亦顺理成章，进而“泛爱众而亲仁”，归于“仁者爱人”之大旨，一路踏踏实实，爱不至于沦为空谈。“兼相爱，交相利”固然是很好的态度，但其死穴便是在具体实践中是无法落实，反而要破坏一些民情习俗。比如叫嚷“爱无厚薄”，把世人等量来爱，那么厚葬父母必然不可行。又如呼吁“视人如己”只是单方面事，却不必然带来“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此话逻辑虽成立，但世事本不尽合于逻辑。质而言之，墨家的兼爱无儒家之切实，尚贤无儒家之“公心”。墨家以一人之姓作一派之名，传之后世，不是佳话，反是“家天下”之凶兆

　　“兼爱”其实是极其虚伪的，但在这个堂皇世界偏偏又是漂亮话易得人心。梁启超曾一度迷恋墨子，他自号“任公”，几不可自拔，他欲以墨学救中国显是受了大挫后的“趋利避害”。他早年还未意识到墨家学说是先秦时期除法家学说外最值得警惕的思想，名气小一些并非是坏事。当然，梁任公还是略通墨子的，他便说墨子是个小基督，又是个大马克思。
　　在1939年4月21日的抗大生产运动总结大会上，毛泽东先生直称墨子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从某种角度看，此话是对的。孔子如丧家之犬，而墨子自立山头，无论在现实里还是理论中，他都是他自己的国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