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05-23 14:23:15
10.6仁贩子(上)
在推演墨子的“大选”之时,人们可能已留意到,具体的选举方案从未被提及,尽管墨者在组织建设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关于选举的必要性,儒家提供了哲学依据。《尸子》说“孔子贵公”,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儒家“天下为公”的理念彰彰在人耳目,而孔子所提出的“民无信不立”更足以作为民主宪政之法理。有如此进步的观念在前,孟子终于倡导——
“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孟子·梁惠王下》)
与现代选举制度相比,此处多了世袭君主,少了一人一票,但这种意识已难得可贵,因为在东周时代,一切选举思想都只是空想,也只能是空想。
《史记·循吏传》给人一种印象,即孙叔敖、子产等政治家有“速效治理”之能。其实在此以前,城小民寡,乡土淳朴,所以“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是容易教导出来的。然而时间越后,格局越大,治理机构愈发“结实”,政府职能愈发庞杂,古贤人百步之内的言传身教几乎沦为传说,不可复制。以有限之人掌纷纭之事,从上至下的命令式治理要比由下至上的协调式治理容易得多,而之后的“严刑峻法”可以说是“下命令”式治理的极端。
政府冠冕堂皇地宣传“必要之恶”,民众又如何保护“必要之善”?孔子推出了“仁”这一极具东方特色的概念。“仁” 字在甲骨文、《尚书》的“虞书”、“夏书”,《诗经》的“三颂”,以及《易》中均未出现,这说明在殷周之际乃至孔子之前尚未有“仁”的思想。《诗经》中有“洵美且仁”,“其人美且仁”之句,这两处的“仁”和“美”并用,表明“仁”是褒义,有潜力成为一种追求。“仁德”、“仁慈”、“仁义”、“仁厚”、“仁惠”,……,“仁”字几乎可以与一切美善意义的搭配。“仁”已经成为在中华文化的重要部分,而外语中找不到与之完全对应的词语,例如英语译为“Good”、“Humanity(人性)”、“Love(爱)”、“Benevolence(仁慈)”、“Virtue(美德)”、“Manhood(人的状态)”、“Manhood-at-Its-Best(人的最佳状态)”等等。这就如同在林语堂先生推出“幽默”之前,我们不能说中国人历来便没有幽默,说孔子是“丧家犬”便是一种幽默,只是要跨文化来解释,必付出意味流失的代价。
仁是真实存在的,不是缥缈的未知之善。《朱子语类》说:“安仁者不知有仁,如袋之忘腰,履之忘足”。“仁”字结构从人从二,喻指人与人的关系。子曰:“仁者,爱人”。《中庸》曰:“仁者,人也”,《礼记·经解》云:“上下相亲谓之仁”。《说文》曰:“仁,亲也”。《庄子·在宥》:“亲而不可不广者,仁也”。《韩非子·解老》曰:“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 ,仁之端也”,可谓良言。梁启超又以最浅显的语言解释——仁就是同情心。郭沫若肯定孔子的“仁”是“把人当做人”,并非过誉。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仁在此成为人的属性。既然要将天地间固有的“仁”重新注入给天地,那么“仁”自然是可用作动词的,《孟子·尽心上》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仁”之要旨即“爱”。王弼言:“自然亲爱为孝,推爱及物为仁”。《仁学》点出“仁”的递进关系:“由一身而有夫妇,有父子,有兄弟,有君臣朋友;由一身而有家、有国、有天下,……”这就体现了孔子提出的要求——“泛爱众而亲仁”。故曰:“仁主于爱,古之通论”。“仁”由孔子光大弘扬,他将“仁”从人世提炼出来,加以推崇,还要将这近来失落的“仁”还给社会。
儒家有此仁的发现与追求,则必有实践原则。周朝的体制是层级分明且根深叶茂的,若非整个推倒,全盘重建,那么符合情理的解决方案也应该是循序渐进。表面上看,孔子用心于诸侯仿佛是抛弃了周天子,实际上每个诸侯国都是一个二级封建世界,只有使这个二级世界恢复秩序,周天子的封建架构才立得起来。封国成长的动力是以周朝资源总量的损耗与思想活力的衰减为代价的。体制大变革中,对人民与土地的争夺空前激烈,至于如何吸引流民,韩非认为是“利之所在,民归之。”而长期的乡间考察与精准的生活体验使儒家认为,大众总愿服膺于道德精英的以身作则,他们相信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孔子如是说——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论语·为政》)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
“为人君者,犹盂也;民,犹水也。盂方水方,盂圜水圜。”(《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孟子如是说——
“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孟子·离娄下》
“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离娄下》
“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孟子·尽心下》
所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这就是儒家的总方针,“天下归仁”可由王道仁政来实现。孟子讲“天下溺,援之以道”,儒者既不能挨家挨户地上门说教,也无法周游列国去一一宣讲,这太漫长了。必须借助国家力量推行教化,儒家需要一片片试验田和示范区。因此孔子信心满满地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孟子·公孙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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