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0-12-27　19:15:27

　　[续前]
　　一些著作中都谈到左宗棠进军新疆时士兵们扛着红薯行军的情节，这一情节被广为引用，其实是一种误传。这种误传的源头来自冯玉祥的自传，冯是这样说的：
　　“父亲取中武庠，是他从军的一个重要关键。他最初投身铭军。铭军，为刘铭传所带领故名。他是淮军将领之一，在晚清很负盛名。父亲初到军中，在差遣队当差，后来慢慢地升到哨长和哨官。”
　　“陕甘回乱虽然侥幸平复，但其残余势力又在新疆一带蔓延。清廷不得已就颁布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的命令。因此父亲即随军由西北开赴新疆。那时军事上的设备都幼稚得可怜，而且对于士兵的待遇也是猪狗不如的。这样横贯数省的长途行军，嘉峪关不设兵站，士兵的口粮一次发给八天，全是生红薯，由各人自己背负着。从内地到新疆，一条黄沙漠漠几千里的长途，本来尽够人走的了，如今再加上八天口粮的生红薯，总计至少在十五六斤以上，压在背上，叫人怎么受得了?这样的长途跋涉，一天一天，好像永远走不到头。一路上，饿了的时候是以红薯充饥；渴了的时候，仍然是以红薯止渴。这种生活，不说多天，就是三五天，父亲以及其他任何强壮的同伴，也都有些为难了。几天之后，大家已经支持不住，但是终于勉强挣扎着到了驻守地。后来父亲告诉我说，从这时候以后，他看见红薯头就发疼。有一天在保定府街上走，遇到一个卖红薯的，他看见了，立时恶心作呕……　新疆回来，队伍开到山东济宁驻防…长兄出世的第二年，铭军就解散了。”

　　冯玉祥对于这段历史并不清楚，他的父亲参加的是铭军，铭军根本没有一兵一卒因为左宗棠督办军务而开赴新疆，因此，这一问题的叙述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实际上，本来四十营铭军在刘铭传离职时就有十八营被调往徐州，剩下的二十二营由甘肃提督曹克忠指挥，曹克忠在从老家养病赴陕西上任之前，就先跟李鸿章讲好条件：第一不去新疆，第二不归左宗棠节制。此后，他带领这二十二营按照朝廷开赴肃州的命令，前往甘肃西部。这一过程中，原本已经“就抚”的肃州回军首领马文禄再度反水，于是铭军无法在肃州驻扎，只好继续向西。按照冯玉祥的说法，士兵肩负八天食用的红薯，十五六斤的分量肯定是不够的，至少应该有四五十斤。从嘉峪关西行八天，在士气十分低落的情况下负重行军，不可能太远，大概只能走到安西一带，离新疆还有一段距离。这样的长途行军，连其中最强壮的人都受不了了，其他体质较弱的就更加可想而知，部队几乎哗变，曹克忠只得再次告病回家休养，这些铭军改由刘铭传之侄刘盛藻接管并从“新疆”撤回陕西。李鸿章的奏折表明，二十二营淮军于同治十三年六月间全部由陕西调赴济宁、徐州，无人留在西北，冯玉祥所称其父随铭军来到济宁，与李鸿章的奏折相符，而此时离新疆之役还有两年之久。 因此，冯玉祥的父亲参加新疆之役的说法，肯定属于叙述错误，而有些按照这种叙述所产生的冯玉祥的父亲当年参加新疆之役的说法，则只能是以讹传讹了。

　　李鸿章不仅在收复新疆前夕调走了铭军，还将另外一支他认为战斗力较强的由宋庆统领的毅军也通过他的私下活动调往内地。光绪元年正月初七（1875年2月12日），李鸿章在给河南巡抚钱鼎铭的信中说：“西域粮运过艰，金、张、额三军已恐接济不及，宋军徘徊陇上，久成赘疣。若由尊处审度局势，抗疏直陈，以省毅军裹带供诸军饱腾为词，谅可仰邀俞允。鸿章前于议复海防疏内，曾力陈关外只宜屯垦缓进，不宜添兵大举，致令饥溃。……乘机进言，无论准行与否，而事理所在，疆吏当迤迤持之，且豫库竭蹶，如此岂能分供两军之远役？”尽管当时毅军已有一千人已经出关到达哈密，但其余部队仍然被调回了河南。

　　甲午战争中，李鸿章一人敌一国的说法，广为流传，而光绪初年，既然新疆即将大战，理应中国最精锐的部队源源西去才合理，可实际上不仅没有任何部队前往支援，相反倒有数万“精锐”从西部纷纷东撤，做逆向运动，以这种事实跟所谓一人敌一国的说法作个对照，某些人拼命以这种理论为李鸿章叫屈，是否就显得十分可笑了？
　　尽管如此，却丝毫没有阻挡左宗棠进军新疆的脚步。他在组建出关部队时，仍然以湘军为主，将刘锦棠所部扩充为两万人。此时，刘锦棠年仅三十三岁，而总管湘军营务处的罗长祜，更只有二十九岁。左宗棠对于主力部队的将领做出这种安排，是具有深意的，在一次艰辛异常的远征中，如此年轻的将领，在体能上必然具有天然优势，这对于整个部队的士气和战争全局的胜负将产生巨大影响。
　　对于其他进疆部队，左宗棠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撤并。此外，建立了一定数量的骑兵和专业化的炮兵，并将大批枪支配备部队，对于进疆部队“所需添买骡、驼、马匹、皮棉衣裤、锣锅、火器、火药，应增筹军行粮饷、军需各项，转运、采制津贴各项，均应宽为筹备。”英国人包罗杰说：“这支在东土耳其斯坦的中国军队完全不同于所有以前在中亚的中国军队，它基本上近似一个欧洲强国的军队。”[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