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0-12-28　18:54:53

　　[续前]
　　筹措军饷，是更大的难题。由于各省协饷无法解决问题，不得不举借外债。这一问题同样遇到极大的阻力，并且饱受指责。
　　一些评论者对胡雪岩在承办这一业务时从中获利颇有微词。其实，这种意见是值得商榷的。
　　尽管胡雪岩拥有各种各样的头衔和赏赐，拥有红顶子、黄马褂等等荣耀的光环，但所有这些都不能改变他的实际身份：他只是一名私营性质的商人而已，它的阜康钱庄，也完全是一家私营的金融机构，跟后来的招商局之类有根本的差别。在商言商，代理西征借款，对于胡雪岩的钱庄来说，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一个私营钱庄免费为国家行为从事经营活动。胡雪岩的钱庄运行是需要成本的，既然付出了成本，就必须获取利润，否则，他拿什么来向自己的储户支付利息？难道那些储户可以因为他支援了收复新疆就放弃存款利息了吗？

　　商业利润的高低，往往跟其中的风险成正比，胡雪岩用自己的钱庄为西征借款担保，是具有极大风险的，这种风险，最终甚至使他如日中天的商业王国突然崩塌，和如此巨大的风险相比，胡雪岩在借款过程中的获利堪称微不足道。因此，百余年来，对于胡雪岩借款利息过高、认为胡雪岩不应该在借款过程中收取费用的指责，究竟是否合理，是成问题的。
　　大量文章在谈到这一情况时，都举出常规借款的利息远远低于西征借款。但是，当时的西征本身胜负难料，对于外国银行来说也是一种高风险的赌博，以常规利息根本借不到银子，因此，用通常情况下的银行借款利息来跟新疆之役的借款进行比较，同样不合理。
　　对于左宗棠来说，他本不愿意通过胡雪岩来筹借洋款，最后又不能不通过这种渠道，其实是一种无奈之举。
　　出兵新疆之前，沈葆桢担任两江总督，左宗棠将他的这种任命视为天赐良机，因为当时的西北并没有外国银行的分驻机构，只能去沿海地区借款，办理这种手续的，当然以当地官府出面最佳。但左宗棠在官场中受到政敌的暗中抵制，以往想通过这种方式筹得借款根本不可能，而沈葆桢则不然，他是左宗棠所举荐的船政大臣，由于在船政任内的出色表现受到提拔，担任两江总督，因此，这一次左宗棠满怀希望地请求沈葆桢出面，替他代借外债。

　　然而，沈葆桢却被李鸿章以同年的关系拉近，成为坚决反对出兵新疆的阵营中的一员。李鸿章于光绪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6年2月20日）写信对沈葆桢说：“左帅拟借洋款千万以图西域，可谓豪举，但冀利息稍轻，至多不过七厘。各省由额协项下分还，亦未免吃力，何可独诿诸执事（沈葆桢）耶？”
　　沈葆桢接到左宗棠的请求之后，不仅没有出面借款，反而上了一个长长的奏折，向清廷力陈反对借款、反对用兵。
　　沈葆桢说：“新疆广袤数万里，戈壁参半，回部皆其土著，根深蒂固，既无尽剿之理，又无乞抚之情，似非一二年间所能就绪。即使事机至顺，逆回弭首，诸城尽复，与俄为邻，互市设防，正重烦朝廷擘画，而非放牛归马之时也。洋人肯以巨款借我者，恃有海关坐扣，如取如携也。洋人取之海关，海关仍待济于各省。向日各省仅筹协饷，已催解不前；今令兼筹协饷之息，能如期以应乎？协饷愆期，而海关病；海关无可弥补，不得不亏解部之款，而部库病。……进兵愈远，转运愈难，饷需亦愈巨。将半途而废乎，势必不可；将责各省于还债之外另筹接济乎，势又不能；将再借洋款乎，海关更无坐扣之资，呼亦不应，徒令中兴元老困于绝域，事岂忍言者！”

　　沈葆桢认为，新疆用兵，难有了期，随着用兵距离越来越远，军饷的需求就越来越大，那时，既不能停兵，又不能让各省接济，也借不来外债了，新疆战局将骑虎难下，因此，出兵新疆是“糜血肉于坚城之下，求万有一然之胜”的愚蠢之举。然后，将这份奏折抄给李鸿章看。
　　李鸿章对于沈葆桢的奏折大加赞赏，在信中说：“钞寄奏驳开关借洋款各稿，剀切详明，词严义正。古大臣立朝风采复见于今，大足作敢言之气，倾服莫名。开关从缓既蒙恩允，农部必不再驳。惟闻部议初以不借洋债为然，枢廷因季帅锐意出关，未暇顾虑，其后独主斯议，是以闻公言不免逡巡回护，仍令季帅核复。季公误于谍报安集延有待其亲征投降之说，奉俞旨准借巨款，正拟月望后踊跃西行，得此信未免扫兴。渠向不肯服输，恐其仍执前奏，则东南各省行将搅乱，而西事亦断无能善其后之理。”高高地捧了沈葆桢一把。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李鸿章还是沈葆桢，这种意见完全建立在同一种判断上：“西事亦断无能善其后之理”。

　　这时已是光绪二年二月，眼看就到大军出关的时间了，照道理，如果此前清廷决心已定，当然不能让西师枵腹出征，当沈葆桢拒绝借洋债时，应该立即进行驳斥，命令他立即按照左宗棠的要求办理，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清廷将皮球踢给了左宗棠，看他如何处置。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慷慨陈词，说明利害：“臣本一介书生，辱蒙两朝殊恩，高位显爵，出自逾格鸿慈，久为平生梦想所不到，岂思立功边域，觊望恩施？况臣年已六十有五，正苦日暮途长，乃不自忖量，妄引边荒为己任，虽至陋极愚，亦不出此！而事顾有万不容己者：乌鲁木齐各城不克，无总要之处可以安兵；乌鲁木齐各城纵克，重兵巨饷，费将安出？康熙、雍正两朝为之旰食者，准部也；乾隆中，准部既克，续平回部，始于各城分设军府，然后九边靖谧者百数十年。是则拓边境腴疆以养兵之成效也。今虽时易世殊，不必尽遵旧制，而伊犁为俄人所踞，喀什噶尔各城为安集延所踞，事平后应如何布置，尚费绸缪。若此时即便置之不问，似后患环生，不免日蹙百里之虑。”

　　自己根本不是为了个人邀功，而是因为“事顾有万不容己者”，只有收复天山南北，“拓边境腴疆以养兵”，才是当前唯一正确的选择。
　　左宗棠从兰州启程前往肃州之前，再一次陈明意见：“夫西征用兵，以复旧疆为义，非有争夺之心。借千万巨款济目前急需，可免悬军待饷；十年计息所耗虽多，而借本于前，得以迅赴戎机，事之应办者可以速办……臣拜折即行，马步共二十九营，每营仅携四个月盐菜、马干就道。幸各处粮料、水草均已预备，师行无阻。当各营启行时，臣适逢谕旨准借洋款，士气甚奋。阅沈葆桢原奏，则未敢宣布也。”

　　光绪二年三月初一（1876年3月26日），清廷总算下旨称：“左宗棠前议借洋款一千万两以备应用，因耗息过多，现请减借用四百万两，系为节省经费、顾全大局起见。唯现当大举深入，酌发欠饷，预备行粮，需款甚巨，恐不足以资周转。该督既以肃清西路自任，何惜筹备巨款，俾敷应用，以竟全功？加恩着于户部库存四成洋税项下拨给银二百万两，并准其借用洋款五百万两，各省应解西征协饷提前拨解三百万两，以足一千万两之数。该督得此巨款，务将新疆军务早日蒇事，迅奏肤功。国家经费有常，似此竭力凑拨，可一而不可再，万不可虚糜帑项，日久无功。洋款如何筹借？着左宗棠自行酌度，奏明办理。”

　　本来，左宗棠仍然希望“应请旨敕下两江督臣，即代臣借洋款四百万两，迅解来甘”的，但这个请求显然被否定了，要他自行酌度，自己想办法解决。
　　这样的结果，令李鸿章气恼不已：“左相洋债千万，幼丹（沈葆桢）奏驳极结实，尚交左公复核。闻部议初亦不准，枢廷独主持之，可谓谬极。”
　　新疆之役此时命悬一线，如果不是终于有了这个“可谓谬极”的决定，那么，必然中途夭折了。筹饷的过程是如此的曲折艰难，尽管最后一千万两军饷有了着落，但那份艰辛，就好像这些银子是被左宗棠拿去办自己个人的家事一样，上谕中非常清楚地指明：“该督既以肃清西路自任”，才会筹集这样一笔钱的，话已说到这个份上，别说这一仗打输了，就算战场出现僵局，双方相持不下，左宗棠的下场，都将是可想而知的。

　　在万般无奈之下，左宗棠只好凭私人感情，请胡雪岩借款。许多评论者说，如果没有胡雪岩，就不可能有收复新疆的胜利，这种说法的依据，就在于此。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左宗棠在谈到这些经过时说：“频年饱尝苦况，事后尤为心寒”！[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