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01-06　18:47:21

　　[续前]
　　尽管左宗棠长期以来一直被说成是杀人不眨眼的屠夫，但事实上，就在此前的“剿捻”战役后期，他的部属收降了西捻官兵七千多人。战役结束，左宗棠向清廷提出，在将这些人全部遣散回籍的时候，除了发给回乡的盘缠之外，还要发给免死护照，以保证他们途中的安全，免遭沿路官府和团练的刁难，还建议清廷向他们家乡的地方官府发文，在这些人回到原籍之后，只要没有新的违法行为，当地官府不得追究他们曾经参加捻军的“政治历史问题”。对于被俘捻军官兵，不仅没有杀戮，连为他们返乡途中和回到原籍之后，不受官府纠缠，能够正常生活提供帮助的问题都想到了。根据左宗棠的建议，清廷发布“上谕”，命令各地官府，在上述人员“回籍后如别无违犯，地方官概不准牵引旧案，故为诛求。”在结束陕甘那场内战时，也同样可以看到他的许多类似做法。

　　要想结束陕甘这场已经持续多年的战争，面对当时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现实，左宗棠当然应该做好战争与和平的两手准备，这也就是长期以来一直被人们反复批判的“剿抚兼施”的方针。然而，左宗棠的另外一句话却从来没有引起过人们的重视，那就是：“就秦陇大局而言，其终必归于抚。”
　　这句话的意思是：陕甘战争的结局，必然是以“抚”的和平方式告终，而不是以“剿”的杀戮方式结束。
　　“抚”虽然是一种愿望，但在具体实施时，却十分困难，因为无法跟回民军方面进行沟通和联系，没有交流，无法建立战争双方的彼此信任，当然也就不可能实现和平。因此，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就成为左宗棠要首先考虑的事情。
　　结束西捻之役，重返陕西途中，左宗棠向河南巡抚“引进”了一个名叫穆正春的总兵以帮助他进行和回民之间的沟通，因为这个总兵是穆斯林，由他和回民军进行沟通要容易得多。应该说这是一个煞费苦心的措施，然而，这个措施实施起来也有许多难处，左宗棠竟然在给河南巡抚的信中特别强调不能跟此人同行，要求他在自己到达陕西之后再单独前往，以避免引起舆论上的麻烦：
　　“穆镇请饬其俟弟入关后再来何如？鄙意不欲携之同行者，盖虑秦人误疑弟一意主抚，故带讲款之人回秦也。秦中士大夫恨回至深，每言及回事，必云尽杀乃止；并为一谈，牢不可破，诚不知其何谓？近时西关外民团竟有纠众杀死回人一家八口之案，并不报官。中丞（署陕西巡抚刘典——引者注）取首从五人尸诸市，而论者谓其袒回，亦可怪耳。”
　　从这些话中不难体会，左宗棠要实行他所制定的和平方式解决陕甘问题的方案，是需要克服重重阻力的，当时陕西的汉族士绅只要谈到回民问题，就主张全部杀尽才算了结，根本不同意跟回民军进行谈判，当然更不愿意看到对于回民进行的安置、救济了。如果知道左宗棠竟然事先就从河南找来了“讲款之人”，很可能会引发陕西舆论的强烈反对，造成事端。西安发生汉民杀死一户回民全家五口之后，新任的署陕西巡抚刘典处死了五名当事汉民，并将他们暴尸街头，这种做法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对于那些蠢蠢欲动的汉族士绅进行警告，以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但是刘典的做法却被说成是“袒回”而遭到抨击。面对陕西的这种形势，左宗棠不得不要求穆正春单独前往陕西，而不要跟自己同行，汉族士绅对以和平方式解决陕甘内战的反对之强烈，这种反对形成的压力之大，通过这些事实可见一斑。

　　陕西咸阳有个名叫李岳瑞的人，考中进士之后，在北京做官，曾经是康梁变法维新的积极支持者，民国初年回到陕西，担任过陕西省政府的秘书长，他写过一本叫做《春冰室野乘》的笔记，其中有一段记载讲述了陕西同治初年那段历史的大致情况，对多隆阿的屠回极力称赞，对左宗棠实行“抚”的政策，则非常不认同，甚至认为这是由于军事实力不足才不得不采取的方式。他的记载原文如下：

　　“中兴诸将之善战者，以多忠勇公隆阿为最。公之战功，始于东南，而终于西北，东南战事最久，而不如西北关系之重。盖其在东南，不过攻城野战之勋，而在西北，则仗钺专征，独当一面也。同治元年，陕回乱起，朝廷以胜保为钦差大臣，帅师西征。胜保在皖北，颇著声绩。及西入关，则锐气顿挫，株守省垣，日纵淫乐，不敢言战事。言者交章论劾，诏逮治入京，而以公（多隆阿——引者註）代之。回匪逆巢，在渭北者三城，最东曰羌柏，在同州。迤西有苏家沟，再西为渭城，皆在咸阳境。贼于渭城建府治，盖居然以伪都视之矣。公督师入关，径趋羌柏，力战三日夜，克之，歼悍贼几尽。移师西指，群贼慑公威，苏渭两城，皆一鼓下，陕回皆西走甘肃。大军方欲上陇，而蜀匪骤出山，据周至户县，乃移师而南。周至甫下，公亦致命，千钧之弩，伤于鼷鼠，惜哉！回逆最悍耐战，过粤匪远甚，赖公先后十余战，尽枭其魁杰。左军西征，直因公成局而蒇其事耳。微公造攻于先，后来成败，未可知也。然公苟不死，则必举逆孽而尽殄之，平庆泾固间，无花门踪迹矣。文襄（左宗棠----引者註）后来招抚，直出于不得已。”

　　这篇记载，大致讲述了陕西回民遭到大规模屠杀的实际情况，对于多隆阿阵亡，未能“必举余孽而尽殄之”表示了极大的遗憾，如果多隆阿不死，不仅陕西，连甘肃的平庆泾固地区，回民都会完全绝迹，当时陕西汉族士绅的仇回情绪，是十分明显的。左宗棠说楚军到达陕甘之后，甚至有这样的情况：“秦中官绅每疑楚军主抚畏贼，故闻官军之胜则疑，闻官军之小挫则乐道之也”，正是由于对左宗棠的政策不满、对于左宗棠不能实行多隆阿那样的屠杀感到失望，才导致这种现象的存在，李岳瑞的笔记也清清楚楚地印证了左宗棠的说法。[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