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殷商后期，上古那种“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的唐尧之风终于开始式微，带有原始氏族联盟特征的，松散殷商“联邦”逐渐动荡，以往那种王权与族权“共和”的关系在逐渐被打破。臣服于商的方国平时按兵不动，是因为中央政府的岿然不动；一旦王权有任何风吹草动，他们就开始蠢蠢欲动——中国历史从一开始就注定不能像西方文明起源的模式，形成兄弟式的城邦结构。它若要安宁，必须有一个强大的父权核心。对于商王来说，惟有不断加强王权，才可走出危机。维权是殷商后期几位王都奋争过的事，但在当时谈何容易。王权一方面受到至高无上的神权压制，一方面被各宗亲氏族、姻亲氏族，还有强大的各邦国氏族所制衡。

　　《尚书•牧誓》中武王历数帝辛之罪的“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指责他排挤宗亲旧臣，信任重用地位卑微，甚至四方逃亡的罪人。这一罪名究竟是恰如其分还是夸大事实不得而知，反正也没有找到什么记录，倒是我们熟知的殷纣重臣为费仲和蜚廉、恶来父子，他们所出之族都是比较显赫嬴姓部族，根本和卑微不沾边。费仲是颛顼裔孙、秦人祖先大费（伯益）之后，大费次子若木，因不得袭爵位而沦为平民，遂以父名为氏；蜚廉、恶来的族源与费仲有着很近的亲缘关系，蜚廉是日后赵人和秦人最后一位共同的祖先。商王受的肱股仍然是殷商的近亲嬴姓部族，似乎没四方逃亡的罪人什么事。费仲管理国家财政，蜚廉、恶来负责卫戍征战。随着主君名声的败落，他们也落得青史恶名，《史记》中诟病：“费中善谀好利”——可见费仲在殷商宗族和服国间征收税赋、充盈国库的财政管理上做得很尽心，导致诸侯族领们的不满；“纣又用恶来，恶来善毁谗”——可见恶来对反对派谋逆的意图十分敏感，又能及时将其剿灭。最后，这个“善毁谗”的军人在牧野大战中壮烈殉国，而他的父亲蜚廉，当时正率军南征东夷，待他回师之时已时过境迁，所效忠的主人和国家都灰飞烟灭，于是他整顿残部，在东南沿海一带“负隅顽抗”，最终寡不敌众，被周人“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

　　武王的指摘虽有刻意夸大之嫌，但毕竟不会故意造谣，说明商王受在用人方面确有不拘一格的特点，这种做法在世卿世禄的殷商显得十分有魄力。然而尽管商王受的思想开放，却缺少先祖汤王和武丁王的宽容，他自恃过高，不愿刻意伪饰，对于比干、微子、箕子等厌恶的族亲竟坦率到连面子工程也不顾，一方面“遗王父母弟”，另一方面却对通晓医术、音乐、天文、历数的奇女妲己却宠爱有加。他们二人的政见可能极为一致。从妲己的志趣可以看到商王受的平民化意识：他曾采纳妲己的意见，让乐师师涓从民间采风，编写了一些流行乐舞，结果被史书记作“新淫之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其实，这些与庙堂雅乐风格迥异的曲子很可能和后世诗三百中的十五国风类似。

　　《牧誓》中批判殷受的另一桩罪孽是“昏弃厥肆祀，弗答”，相当于《史记》中的“慢于鬼神”。这在崇鬼明神的殷商王族中很是不可思议的事。照殷商的传统，历来大小事宜都要卜筮以测吉凶，祭祀名目繁多，每次都要敬献大量的人牲；《史记•殷本纪》记太戊、祖乙时都有巫咸“治王家”的事。作为沟通人和上帝之间的桥梁，巫所代表的神权势力可直接参与各方国之大事。殷商王权与神权的关系比较复杂，二者间界限曾一度模糊，甚至早先时候，一些商王和王室成员本身就是巫者。

　　不过，从商王武乙开始，商畿内可隐隐嗅到异样的气息。相比之前那些谨小慎微地敬事上帝和祖妣的历代先王，武乙的做法惊世骇俗。史书上说他荒唐狂傲，暴戾无道，甚至和天一争高下。说他先命人造一偶人名作天神，和“天神”玩一种“博戏”（具体不详，大概有些像卡斯帕罗夫和电脑“深蓝”下棋吧），“天神”输了，武乙就用刑戮加以羞辱；又玩“射天”，在皮囊里盛满鲜血，悬起，引弓射去——可以想象一下鲜血像暴雨一般迸射而出的震撼情景。武乙王在位仅四年，据说他畋猎于河渭时遭雷劈而死……史书在这里突然阴云密布，这种天报的死法让人惊骇不已又疑窦丛生，因此有文献论说武乙之死隐含了激烈的王权神权之争。

　　迷雾中的武乙，以一个王者的身份傲视着巫风弥漫殷商天地，但终究没有斗过强大的反对势力，最终死于非命又百口莫辩。他的勇气如璀璨的流星划过天际，轰然陨落。武乙的勇气顺着血脉传给了他的子孙，殷商末代几位王的神鬼观念已经很淡薄了，到了他的重孙这里更加明显。
　　商王受很不专心于祭祀，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客观上都为国家节省了诸多财力物力；他又英雄不问出处，破格提拔没有任何背景的人，甚至流亡的罪人，摆开了与神权、宗族、邦国三大贵族势力斗争的架式。只是，他的理念太先进，对自己的力量太过高估，没有像先祖那样假托圣诣，也没有像西伯那样聚拢人心，很多时候都在硬碰硬，最终触动了各方利益，矛盾积弊一起爆发。于是我们看到，朝内有王叔比干死谏，有庶兄箕子被囚，更有另一庶兄微子出奔通敌。这些传到演义话本里被修饰成血淋淋的惊悚场面——王叔剖心，九侯被醢，梅伯炮烙……一对暴君毒妇跃然纸上。

　　五
　　殷商末代之王，庙号为辛，私名为受，有《古本纪年》的“帝辛受”和《牧誓》的“商王受”为证。《封神演义》也曾提到他的本名，甚至更好听一些，是以介眉寿的“寿”。然而从《史记》开始，伴他流传千秋的却是一个发音近似的恶名“纣”。《吕氏春秋•功名》注：“贱仁多累曰纣”，蔡邕《独断》亦有“残义损善曰纣”，这个字从此成为他的标签，渐渐淹没了先秦史料中的些许美誉，诸如“长巨姣美”“材力过人，手格猛兽”，还能“倒曳九牛，抚梁易柱”等。可以想见那是一位高大威武、英俊到“姣美”的极品男人，不知是否有兰陵之风？帝辛不仅仪表出众，更兼“资辨捷疾，闻见甚敏”。这样一个完美的人，出于王者之家，生为天之骄子，难免会自傲自负，于是史料评价他“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

　　也许是帝辛的人格太过出名，后来的野史小说没有把他塑造成一个丑陋的猥琐男，运气比近代小说《红日》中的国民党74师师长张灵甫将军好得多。《红日》的作者无视张将军留下的众多英俊“玉照”，硬是将他塑造成一个秃头红面酒糟鼻的颓态胖子，而帝辛好歹样貌无损，虽然他的残暴和荒淫上被下足了功夫。
　　说到残暴，《演义》中的脯、醢、炮烙、虿盆最为生动，尤其是炮烙，在我幼时播放的电视剧《封神榜》中极为逼真地演绎过，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刺激。后来翻查，这种铁板牛柳的鼻祖起源得更早，已被暴君夏桀用过，看来古人的版权意识比较淡薄，说侵权就侵权了。实际上，三代之刑本就酷烈，伪古文尚书《大禹谟》记夏已有“五刑”，《韩非子》中也提到：“殷之法，弃灰于道者断手。”确实很过分，但《尚书•康诰》中竟赞“殷罚有伦”；《荀子•正名》说“刑名从商”，大概也是酷烈的时代写照吧。说到殷商刑法，有桎梏、流放、 、墨、劓、宫刑、火刑、活埋、大辟、剖腹、裂肢、脯、醢……已经不必末代暴君毒妇再去发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