镐京，到底是周平王宜臼长大的地方，宽阔的官道上车水马龙，繁华的都邑里遍及着充耳荧荧、出言有章的君子。除巳日的沣滈之滨，尽是高贵优雅、绸带飘飘的淑女……那熟悉的一切好像就在昨天。
　　不知道宜臼的心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但不久，当初联合兴兵的戎狄就被宣布了“侵暴中国”的罪行。周平王在郑、卫、晋、鲁、秦等诸侯的拥护下，向“不义”的戎师发起了征讨。夷夏之辨让诸夏们同仇敌忾，一举将其驱逐，尤其是秦人，“战甚力，有功”。然而此时的镐京，已经死一样沉寂了，平王于是率族离开周人发源的关中土地，东迁郏鄏。延续了二百多年的西周国祚终结在这座废墟。他临走与勤王有功的秦襄公之盟誓：“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若能攻逐戎，即有其地。”那一年是西元前771年。那一年，在周人和秦人的历史上都是极为重要的一年。

　　曾经承担了宗周灭亡之罪的戎狄像风一样消散，诸夏也一点点模糊化他们的影响；当周人重新在伊雒之滨安顿下来的时候，成周的雅歌《正月》竟悠悠唱到：“燎之方扬，宁或灭之？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大火烧得正旺，谁能把它扑灭？可那赫赫宗周，褒姒使其灭亡。）——瘀积的苦闷和凄凉全部集中于新的宣泄口。
　　褒姒是西周历史上最后一个王——周幽王宫湦的配偶，她和她那位死无葬身之地的倒霉夫君一道成了后世的八卦话题和笑柄。他们是明代小说《东周列国志》中经典的反面教材，在著名的“烽火戏诸侯”一剧中被润色修饰得栩栩如生，流传至街头巷末，家喻户晓。由于故事内容妇孺皆知，我便不在此赘述，只从这个故事隐藏的暗流中翻检一二。

　　尽管此事的原本载于较为权威的《史记》，但凭心而论，“烽火”一剧过于戏剧化，故历来被史学家所质疑。
　　首先，这件事的主要疑点集中在烽燧制度的起源时间。钱穆、晁福林先生都曾撰文指出：举烽传警乃汉代备匈奴事，于周何有？直到如今，除《史记》外，尚无周代有完备烽燧预警制度的证据。
　　其二，关于调兵方式。有报道称发现了黄帝时代的兵符，那么到了典章制度更为先进的周代，很难想象还会用原始的举火为令来进行如此正式的调兵谴将。一个烟火的信号将会造成多大的误差？如果遇上阴雨天，在镐京点一把火，在丰京都未必能发现；如果遇上收麦季节，家家点火燃秸，放眼望去将是一片烟火冲天；据史籍记载，先秦的秦岭一带多有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看见南山上烟雾缭绕，谁能分清到底是在毁林开荒还是SOS？很明显，这种烟火信号只适用于视野开阔、人烟稀少的草原，而且随地都有良好的燃料——狼粪。这种信号应该是游牧民族的发明，它后来被引进中国也是从边防事务开始的。

　　其三，周礼规定了严格的诸侯朝聘制度，不到觐见时间，即使分封在外的王子想念父亲，也不能随便地常回家看看，而必须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入境申请手续。所以，根本无法想象周王用一把火就立刻就把一大群携枪带刀的队伍招进王畿，那样的话，蠢蠢欲动的殷商旧部还愁不能“复辟”么？
　　最后，戎狄寇边，向来机动迅速，就算有前来勤王的诸夏之师，其动员效率怎能与之相比？空跑一趟也只能怪自己两个轮子的车跑得不如人家四条腿的马快，有什么理由委屈自己上当呢？
　　总之，“烽火戏诸侯”的戏说成分都太多，怎么看都像一场以讹传讹的历史闹剧。让人不得不怀疑《史记》中这部分资料来源的可靠性。的确，《史记》成书较晚，太史公所据的资料历经秦时的浩劫常被掺入一些水分，加上他采风得到的民间记录和自己的理解，难免产生一些讹误、疏漏和错位。不过，倒不能因此就否定这本书的史学价值，因为《史记》是基本能做到大事不虚的。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假想——当时的华夏并没有形成烽燧制度，但可能从游牧部落传来了原始的举火传警，成为一种流行于贵胄间的新鲜游戏？褒姒的“不好笑”可能只是夫妻间暂时的口角与冷战，为了化解宠妃脸上的冰凌，富有创意的王就用了这种游戏开了内侍近臣的玩笑，结果后来被一路讹传下去，成为失信于诸侯、导致西周灭亡的主要借口了？

　　当然这只是大胆假设，尚未进行小心求证，暂存待议。
　　“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多少有一种欲加之罪的意味——即便没有那条导火索，宗周国命也危在旦夕。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根本问题还在于积弊日久的西周朝政和不断升级的各方矛盾。很显然，录史者懂得声东击西，将琐碎的问题夸大便会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所以，在那段史书的引导下，人们忽视了纵火者的责任，纷纷归咎于救火者的不及时，这一奇怪的逻辑流传至今。

　　事实上，后世人眼中的“救火者”本身就有怠工的意思。幽王之世，距武王分封诸姬、兄弟一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二百多年，当时王室将衰的流言四起，诸侯们早已各自打算。《国语•郑语》就记载了郑桓公向史伯请教如何趋利避害的事。
　　——王室多故，余惧及焉。与其何所可以逃死？
　　郑桓公忧心忡忡地问。他是周宣王的胞弟，其封邑紧邻着镐京，在今天陕西华县。若王室遇险，郑国肯定属于紧跟着遭殃的第一池鱼。
　　——王室将卑，戎狄必昌，不可逼也……其济雒河颍之间乎？
　　史伯的意思是说王室注定要衰落，戎狄必定猖獗起来。要逃死，没别的办法，赶紧遁离这个是非之地……东边的济水、雒水、黄河、颍水一带是个不错的去处（托殷商的福，那一带正是当年他们的开发区，所以西戎一类蛮族稀少）。于是郑桓公开始向东方拓土，到了河雒之后，发现竟然有人捷足先登，于是一举吞并了那已占据黄金地段的虢、郐两国。

　　当时的情况何独郑国然？哪个心中不在忙着打算盘，一旦灾祸临至，诸侯避之不及，谁有闲心去挂念周王的死活？
　　第二重矛盾是周与四边戎夷的关系。如果说从周昭王南征不归、殒身江汉⑤开始，出现了周室困于四夷的徵兆，那么从周宣王千亩之战败于姜戎起，周室就在与戎夷的对抗中渐处下风。华夷之争可远溯至上古，终殷周二世，皆耗费大量精力与之周旋。纣克东夷而殒其身，周末的戎乱同样给内忧重重的国运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