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2年，罗马军团在西庇阿的指挥下，在伽太基以南的Zama与汉尼拨又来了一次方阵对方阵的正面交锋。这也是罗马在坎尼惨败、当了十四年缩头乌龟之后，第一次斗胆与汉尼拨来一场硬碰硬。坎尼战役时，汉尼拨带去意大利的精悍骑兵有不少是在北非招募的。这一次，西庇阿也在北非送礼结盟，招得北非土族部落提供的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在数目与力量上都超过伽太基骑兵。坎尼战役时，汉尼拨指挥的步兵是随他南征北战的职业军人。这一次，汉尼拨没能从意大利带回来几个老兵，手下大多是新兵蛋子。而西庇阿手下，却有不少是他在西班牙征战时期实战训练出来的老兵。终于敢与汉尼拨硬碰硬的西庇阿，背后倒是有实力的支持。开战之后，双方的步兵方阵又是打得难解难分。但是这一次，罗马一方的骑兵却击败了对手，在双方步兵胶着的关键时刻，抄了伽太基方阵的后路，终于打败了迄今为止每战必胜的汉尼拨。其后，伽太基向罗马求和，交出所有战船，付出巨额赔款，失去除伽太基城之外其他所有的土地，同时也失去了与别国结盟或交战的权力，从此在外交上必须完全听命于罗马。第二次伽太基战争再一次以罗马胜利而告终。

　　许多中国读者理解战争所习惯的角度，是“文学”的角度。我们的四大古典名著，两部与战争有关，一部是《三国演义》，另一部是《水浒传》。文学作品需要戏剧化的场面，不免会把焦点放在英雄人物之上。武将代表“勇”的一面，讲的是英雄虎胆，武艺高强。中外各地这一方面的故事与传说，倒是没有太大的差别。我们中国人独特的地方，在于故事中常常会有个一手摇着鹅毛扇，另一手捋着山羊胡，胸有成竹，神机妙算的智多星，代表着“智”的一面。文人在战争中扮演如此重要角色的故事，大概只有在中国历史上有，在别的地方很少见到。我们所喜欢的故事之中，不但要斗勇，还要斗智，最好是可以来个“智勇双全”。

　　按照这样的标准，汉尼拨真可谓是智勇双全的一代英豪。如果说横跨阿尔卑斯山的艰难显示了他的勇气与胆识，坎尼战役的排兵布阵则显示了他的智慧与技巧。而于此之外，他还深得手下将士的敬仰与喜爱。那些跟他一起杀入意大利半岛的士兵，有的来自北非，有的来自西班牙，有的来自波河地区，分属不同的民族、部落，历经十五年的风风雨雨，一直忠心耿耿地跟着他征战在意大利。罗马在与伽太基的较量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个西庇阿，算是比较有名气。但是西庇阿的胜利，有罗马的战略优势作基础。也就是说，他打赢的是本来他就该赢的战役。而汉尼拨所赢得的，是别人无法想象的胜利，无论是那一次出人预料，历经艰险的大行军，还是那一次以少胜多的坎尼战役，都是这样。

　　可是英雄改变不了历史。伽太基虽然有汉尼拨，却无法战胜罗马。战争的胜利不能只靠指挥官的勇气与谋略，或是士兵们的战斗力。两次伽太基战争，都是旷日持久，遍地开花的较量，三两次战役的成败不能决定战争的结果。斗智斗勇很是重要，却不是主要。真正比拼的是双方的动员能力，看谁能够组织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坚持到最后。汉尼拨的智勇，让罗马不得不在他面前采取缩头乌龟战略。可是吞下了这口窝囊气，罗马却还是可以以它扎实的联盟体系，动员比伽太基多出一大截的人力物力。有这样的基础，罗马可以输掉几场战役，却不会输掉战争。这也正是汉尼拨最终无法改变历史的原因所在，他所发动的是一场大规模的全面战争，而只有罗马才有足够的资源打赢这种战争。

　　组织动员能力决定战争的结果，这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有先例，但却不是我们所惯于采用的分析战争的角度。就以现代中国最惨烈的抗日战争为例，教科书上标准的说法是，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把精力用来打内战。于是，战败的责任就推到了某一领导人的个人品质与决策之上。这当然，是国共争斗的一方所留下的一种打宣传战的说法。流传得更广的，是柏杨的说法。他依然看的是道德的角度，只是把个人的品格上升到民族的品格，变成了中国人不团结，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是一个民族性的问题。把政治变革时期，任何一个国家内部都不可避免会出现的冲突与矛盾，变成一个模糊、空洞的“不团结”，其实对理解当时的社会与历史条件并没有多少帮助。抗战结束六十多年，许多中国人还没有想清楚一个算不上复杂的问题，为什么人口众多的中国，竟然敌不过一个小日本？

　　在西方现代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次划时代的战争，因为各参战国都是全民动员。这种动员不是出于某一位战略家的奇想，或是某一个民族的性格，或是某种政治制度的独特，而是出于工业化之后所产生的新型社会条件。工业化社会，各行各业分工细致，使得社会各部分互为依赖，联系极为紧密，变成牵一发而动全身，战争的结果深刻地影响到每一个人。工业生产让社会习惯了大规模的社会组织，工厂、公司都成了人员多、管理复杂的机构。而许多公共的交通、运输、通讯设施的建设与监管更有赖政府于出面担当，政府不但规模变大，功能变得复杂，而且管理能力也在现代交通条件下大为加强。一旦投入战争，工业国家的政府都可以前所未有地将整个社会组织动员起来，男子要承担强迫性的义务兵役，女子送进车间变成劳力，工厂转型生产军工物资，人力物力都在政府调配之下为战争服务。

　　中日战争打起来的时候，日本在工业化的路上已经走了相当的距离，完全有了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动员能力。而中国虽然是人口众多的大国，其基本单位却是自给自足的农村，相互之间没有紧密的经济联系。就像义和团时期，北京闹得天翻地覆，但是经济影响却基本上不出直隶与山东两个省。皇帝虽然在地位上是至高无上，但是并没有相应的组织机构与技术条件来实行全民动员。更何况辛亥革命之后，皇帝已经没有了，军阀混战、党派内战了多年，连老祖宗那一套在农业社会之中还算得上先进的组织方法也已经不复存在。当时在国军当排长，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的黄仁宇曾回忆：国军的士兵，多半都是从乡下抓壮丁，在刺刀的逼迫之下反绑着双手带进军队；连队里别说军饷，就连基本的食物与衣物，都得自己在当地设法解决。这种程度的动员能力，无法正面抵抗日本的侵略，并不难理解。

　　而中国完全具备现代社会的动员能力，要等到1949年革命胜利之后，用土地改革来改造农村，用新的意识形态来统一思想，用列宁式的组织来建构政府。虽然当时的工业化还只是刚开个头，但是这一套组织的动员能力让中国在朝鲜战场上与世界最强的美国打了一个平手。这应该是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组织动员的重要吧。
　　日期：2009-07-12　13:12:14
　　2.20 罗马共和：罗马的变化
　　罗马在从一个小城邦变成一个大帝国的过程之中，前两次与伽太基的战争最为艰苦。这两场苦战，不只是考验了罗马的组织动员能力，也给它带来了不少在以后的岁月里产生重要影响的变化。罗马的共和制度，是在一个小城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在很多方面都相当原始。它的军队，只是一个业余时间出去征战的民兵武装。每年春季组队，忙完耕种季节，在作物快成熟的时候抽空出征，连粮草都靠的是敌方地里的庄稼。仗打完之后，赶回来给自家收割。过了秋收，部队就散伙。但是，当罗马的势力延伸到了南部的靴底与西西里的时候，事情就开始变得复杂起来。出征的距离加长了，辛辛苦苦打下的堡垒不可以随手放弃。况且像伽太基那样的对手用的是雇佣兵，冬天出来打仗虽说不方便，却依然在兵营中呆着，不会放过有利的机会。这样一来，罗马那种随农时用兵的方式已经过时了，军团之中至少有一部分人不能回家过年。他们必须留守在远方的乡镇、保垒之中。对于这些人，城邦不但要提供金钱上的补偿，还要提供后勤的支援。建立海军，更要花钱，购买原材料（最大宗是木材），打造船只，维护保养。舰队上的桨手，不能像陆军那样抢别人的收成过活，更是需要城邦提供军粮。与之相应，罗马开始建立城邦财政：按照公民的等级，收税收款；自己铸造各式面值的银币；还有则是要求盟邦分担财政义务，提供物质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