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开杀戒的同时，周行逢也注意区分对像，录用贤者。像王逵的掌书记（也就是秘书）何景山，其人是前唐进士出身，这个文凭在湖南官场可谓寥若星辰，因此很受王逵信任。何景山也就气高傲，瞧不起草根出身的周行逢，日常相处总少不了轻慢人家。现在周行逢当了权，却不计较过去，而是看重他的才学。不但没杀，还将益阳这个钱粮丰盛的大县交给他去管。可是，这回周行逢却看走了眼。这何景山是个衣冠败类，他上任后不但不抚恤百姓，反而强占民妇，为了渔色，甚至连寡妇也不放过。周行逢闻讯后，急忙将他逮回朗州，亲自审问。何景山却振振有词的说自己这是“存恤孤寡”，惹得周行逢勃然大怒，将他五花大绑拉到沅江边上，对他说了最后一句话：“麻烦你去龙宫走一趟，替我捎个话给王逵，人间有我在，你们就放心陪龙王爷吧。”说完，就将何景山扔进了滚滚沅江。

　　和徐温与李昪不同，周行逢是从武夫堆里杀出的政治家，他的内治充分体现了湘人的刚猛和霸蛮的作风。但爱憎分明，他关心和保护弱势群体，对上层则严厉打击，充分体现了他“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的性格。论人品和精神，周行逢比徐李更有股本色的正直，但缺点是视野狭窄，方式简单。为了巩固政权，他冷酷无情。和五代所有底层出身的人杰一样，周行逢是在背叛和争斗中杀出来的政治家。对手握“枪杆子”的将领们极度警惕，为了湖南能在自己治理下安定下去，为了自己不变成刘言、王逵第二，他简直没有睡过一天好觉。这样的生活状态，使他性格变得暴躁、冷酷、多疑。因此，但凡他查觉部下将官一旦有神情骄慢的，或私下搞小集会的，一律格杀勿论。吓得军中人人自危，尤其是那些骄兵悍将更是把周行逢当成活阎王，又敬又怕。但这种恐怖作风严重窒息了军营的空气。有一个大将受不了，私下串联了十几个怨恨周行逢的将领，密谋做掉这个杀人不眨眼的上司。可周行逢早在军中到处安插了卧底和眼线。这边还没议论完，那边就传到他耳朵里了。周行逢随即在朗州举办盛大宴会，命令军中将校以上官员干部都得参加。五代的武夫政权吃喝成风，这种宴集司空见惯，因此不论心中有鬼没鬼，大伙都没起疑心，到了时间，彼此有说有笑前来赴宴，大吃海喝。就当人们正吃得热火时，只听周行逢一声喝令，一群武士不知从哪窜了出来，个个横眉冷眼手执明晃晃的刀斧包围了会场，根据事先定下的黑名单，将那十几个将领一一拖出，绑得和粽子似的。周行逢不紧不慢离开酒席，走到跟前，阴着脸说：“我平时省吃俭用，供你们好吃好喝。你们却一边挥霍着百姓的血汗，一边还想害死我。既然如此，今天我特为你们摆下这道送别宴。”。说完手一挥，武士们手起刀落，这些十几个脑袋就像被切的西瓜般齐齐掉落在地！目睹这骤然间上演的血腥一幕，在场众将士个个目瞪口呆，谁还有心喝酒吃肉？大家脸色煞白，汗流如下。周行逢却面不改色，没事人似的坐下来，照旧大吃大喝，“乐饮而罢”。

　　古今中外，但凡搞威权统治的，无不都有猜忌部下的毛病。像朱元璋,苏联的斯大林，他们控制权力无非两个法门：一是挑动部下分成几派，互相倾轧，他来搞平衡。一是建立一套秘密的特务组织，对下属包括最信任的人加以严密监控。往往通过建立一套秘密的特务组织对下属包括最信任的人加以严密监控。在这方面，周行逢更是他们的老前辈。他的秘密网络布控之密，到了令人心惊胆战的地步：湖南的一切州县官长们的日常活动，都有不止一双眼睛在盯着。无论下属做什么，周行逢都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消息。而且监控是全方位的，部下们下了班，业余在一起搞搞活动，吃吃喝喝，或交流些男人间的悄悄话。但这些私人生活在周行逢看来，总是那么鬼鬼祟祟，让他不放心。因此，只要知道一起，就查处一起，将所有当事人不分青红皂白的关入秘密监狱，然后全部处决。有一次周行逢派探子去邵州监视刺史刘光委。邵州地近蛮方，驻有重兵，而且还是周行逢监视他老战友衡州刺史张文表的重地。因此秘探不敢怠慢，仔细在刘光委的身边转悠了大半天，就是没发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但秘探不敢空着手回去----那个狠辣多疑的上司会怀疑自己和刘光委有什么不清不楚。只好违心的说刘光委喜欢聚众喝酒。聚会喝酒也是罪吗？可周行逢却是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刘光委没事总聚众宴饮，想干什么？是不是在商量着怎么算计我?”，越想越觉得有鬼，倒霉的刘光委，还不知道在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过，人头就落了地。唐宋之际，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生活方式。毕竟当官不是做苦行僧，就是和尚，在庙里庙外也总有应筹，和朋友们饮茶品经。何况做为官员，社会交际是不可避免的。就楚国来说，更是三天两头，大宴小聚不断。当时还有个叫侯元亮的人，不过是湘潭一个小县令，但他退休后，靠着在任时攒了不少私房钱，一天到晚就在长沙城里举办聚会宴饮，家中“无虚日”，搞得闹哄哄的，时人称他为“闹侯”。为此被人专门记到史书上，可名谓青史留名了。就是周行逢本人，不也是在大大小小的聚宴中这么过来的吗？

　　可在封建君权社会，又有什么道理可讲呢？这本质是个裸官和裸民的社会，百姓和官员在君权淫威面前，都毫无私人空间、生存保障，统治者想杀就杀，想抓就抓，更遑论人格尊严。不管统治者是否开明，官民在法律保障上都是一丝不挂的。
　　当然，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周行逢的严猛之治，是符合广大百姓利益的。在周行逢杀掉的那些人中，有许多是冤假错案，但也确实将湖南官场洗了个干净，贪官污吏被一网打尽，史称“贪猾为民害者皆去之”。过去巧取豪夺、营私舞弊之风被一扫而光。当然，这种大面积覆盖性杀伤法，也把整个政界军界笼罩在恐怖的阴影下，人人活得胆战心惊，只是没人敢公开喊出来。这其中包括那个谋士李观象。李观象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官僚，但凡在中国官场吃得开的人，无不是精通实用哲学的政治家。李观象也如此，他城府极深，尤擅察言观色，见风使舵，心机绵密。看到周行逢杀起人来六亲不认的样子，这个老辣的宿吏却自有一套生存方式：投上司所好。他发现周行逢特别勤俭节约，自己便也装起样来，他开始像个苦行僧似的，将自己的家故意弄得破破烂烂，陈旧不堪。平时在家所穿的睡衣和帐幕都是用纸做的，一日三餐都喝粥啃窝头。由于李观象确实下了苦功夫，后来果然赢得周行逢的青睐，没多久，李观象就成了深受周大王信任的红人，每有军国大事，必同他商议。后来周行逢临终时，更将托孤重任委托给李观象，让他学着周公和霍光的样子辅佐嗣子周保权。可老李却等老周一蹬腿，就劝他儿子向中央王朝交权投降，乖乖让出江山。好让他老李向中央给邀一份富贵。但从这也可看出，周行逢对节约重视到何等地步。湖南民间迷信风气很重，“淫祀为患”，到处是大大小小的土庙祠观，供奉着五花八门、来历不明的神仙。每年的祭祀都要耽误农时，浪费大量财物。周行逢下令整顿，移风易俗。命各庙所供奉的像主如果不是前代有功于民的，一律拆毁。政令下达，民间一片哗然。但经过这番整顿，事后一算帐，每年节省了三分之一的祀费。当时的中原由于连年战争，财政压力巨大。五代时的官员俸禄仅相当于唐代的五分之一，湖南的官员收入也不会好哪去。但由于周行逢这个铁腕能人的勤俭治国，不廉洁不勤俭是干不长的。这使湖南成为当时罕见的吏治清明、行政效率很高的地方。说到底，这受惠的终究是老百姓。底层人民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大家休养生息，卖茶织布，“四五年间，仓廪充实。”饱受战乱摧毁的湖南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复苏迹象。直到宋朝初期，湖南仍是一个不错小康的地区。

　　有人会觉得不解，高郁为湖南留下的社会积累早就被糟蹋光了，周行逢执政时间又很短，湖南靠什么实现如此迅速的复兴？其实衡量实力不是看表面财富，而在于其经济的结构。就像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德国，表面上打烂了，但依仗强大的经济结构，没几年就重新站了起来，日子照样富得流油。就像一个有本事有技能的人，房子被大火烧了，他一样能靠努力过上更好的生活。高郁的功勋正在这里，他改造了湖南的经济结构，建立了一个新兴的产业体系，形成了牢固的市场基础和运营网络。所以几经战乱，到了和平的宋朝，湖南照样又振兴起来。但在历史上，高郁和周行逢这样干实事的人缺少应有的历史地位，反倒是大肆搜刮，虐民过甚的吴越钱氏家族却被过份拔高与美化，吴越占着浙江这么先进的地区长达八十年，发展经济的条件比湖南好得多，但归宋之时浙江的人口却只有盛唐一半的水平。

　　欧阳修不过说了些钱氏苛待百姓的史实，却在千年之中不断遭到一些人的攻击，现代很多较正派的学者，在严肃著作中还惑于溢美，为钱氏辩护，直到今天还有人在为吴越钱氏极力翻案，实在是很不公平的，值得后人吸取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