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机器铸造铜币始于光绪28 年（1902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之时，当时天津因银根收紧而致钱荒，铜元开铸由此而起。在之后的3个月内，直隶当局共铸造了上千万枚新铜元，获利丰厚，于是各省竞相效仿。3年之后，共有12 省设立铜元局，用以铸钱的机器超过800台。倘若这些机器全数开工，每年可制铜元160亿枚，以当时人口4亿计，每人可分得40枚。据不完全统计，各省在1904到1908年的5年间实际铸造了124 亿枚铜元，人均可分得31 枚。

　　尽管不能与滥印纸币相提并论，但过多的铸造铜币同样会带来相应的通货膨胀。1905年12月，在各地商会及各国公使团的交涉下，清廷曾于次年5月命各省铜元局停止铸造，但禁令仅维持了两个月，之后各省铜元局再次开铸，而清廷也在一定程度上分得一部分的铸币之利。铸造新币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譬如湖北造币厂仅在1908年就取得了72万两的纯收益，而据日本东亚同文会的报告，湖南当局在1902年到1911年的十年间从湖南造币厂提取了400万两用以维持新军，1911年的湖南财政说明书更是隐晦的证明了本省所有的新政措施和新军经费均来自铸造新币。

　　1910年，梁启超写了一篇名叫《各省滥铸铜元小史》的文章，文中抨击了清廷各级政府过度鼓铸铜币而导致国内货币价值贬跌，进而导致“物价腾贵，民生雕敝，实为全国人民切肤之痛”的严重后果。文章用具体的数据证明，在铜元开铸之时，1银元可换取80 铜元，到1909年底，已跌到180铜元换1银元。据驻宜昌的英国领事立特观察，以铜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话，芝麻油、皮棉、小麦、酒类、食盐、猪肉的价格在1908年之前的十年内几乎翻倍，而米价的上涨更为突出。从1090年底，两湖地区的米价一路高升，在长沙85文一升的时候，汉口已经突破了90文。这次抢米风潮后，英国使馆代办马克思.穆勒也认为，“由铜币贬值引起的物价上涨”是骚乱的首要原因。

　　诚然，农民在田间辛苦耕作，一年下来又能有几何，穷人是铜币的主要使用者，因而他们也就成为最大的受害者，由此发生抢米风潮，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事实上，巡抚大人还是有些来头的，他乃是原慈禧太后的红人、前两广总督岑春煊的五弟岑春蓂。岑春蓂出身官宦世家，其父岑毓英曾任云贵总督，当时还是很有些口碑的。庚子年后，岑春蓂任湖北汉黄德道，很得上司张之洞的赏识，次年即擢升为湖北按察使。在这场意想不到的风潮发生时，岑春蓂已经做了4年的湖南巡抚。
　　尽管在湘的时间不算短，但这位巡抚大人和本省的绅士们并不和睦，据日本领事说，“岑巡抚在处理政务时谨小慎微，性情温和，但他是一个极其被动的人。他一般不乐于接待客人，不表露个人意见或接纳别人的忠告。在财政改革方面，他孤傲独断的行事”。
　　岑春蓂最大的挑战来自于他的下属，71岁的湖南布政使庄赓良。庄赓良比岑春蓂年长21岁，而且在湖南做了40多年的官，驻长沙的英国领事休特勒曾这样评价两人的关系，说 “他对巡抚的恶感是人所共知的，这两个人从来就合不来。再有，从巡抚的观点来看，由于这个老头在湖南做官多年，他在大部分绅士中是太得人心了”。
　　在湖南巡抚任上的这几年，岑春蓂的日子并不算太好过。首先是他的三兄岑春煊因“丁未政潮”而被排挤下台，至今仍在上海赋闲；接着他的“保护人”张之洞又在上一年的10月间去世，而新任湖广总督瑞澂对他的态度显然不是太友好。

　　就拿这次饥荒来说，瑞澂与岑春煊就屡起冲突。由于湖南灾情严重，岑春蓂在本省绅士的要求下禁止粮食外运，但这遭到了总督瑞澂的强烈反对。相比湖南的饥民，瑞澂更关心湖北的属民，而他也不认为湖南灾情严重到要全面禁止粮食出口的地步。持同样意见的，还有英国领事休特勒，他倒不是发善心，而是实行粮食禁运的话，势必影响到英国汽轮商人的利益，因为在长江、两湖一代的汽船运输主要由英国商人垄断，而粮食又是其中的大宗买卖。

　　岑春蓂夹在三者之间进退失据，最后只好得过且过，无法认真的去禁止私下里的走私偷运行为。粮食的外流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湖南饥荒的严重性，但传统的救灾方式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事实上，在之前的数年中，湖南当局一直向出口的米谷征收“米捐”，其用意原本是资助公共米仓的兴建和储备，以便于饥荒时开仓放粜，但这些钱在1907年被转用到铁路事务上，而新政以来，地方上的一些义仓也常被所谓的“改良派”卖掉用以开办新学堂。

　　曹汝霖在回忆录中对其家乡的绅士民风有这样一段描述：“我乡为鱼米之乡，富人都购稻田，收租过日。地主与佃户，总是很和气，遇着荒年，总是自动减免租米，仍照例完粮。佃户到了年终，向地主送些鸡蛋之类，地主送还以年糕花生，彼此很客气，极少有开仓收租，逾期不交，送县追缴。这种地主，为人不齿，从未闻有地主剥削榨取农民之事也”；在荒年之时，“当地大地主，都照向例，不但免租，且开仓粜米”。

　　曹汝霖的家乡苏南地区一向富饶，文明开化胜于内地，他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固然是溢美之词，但也确实有一定的事实根据。在传统社会中，如果地方绅士在意自己名望的话，饥荒之时往往要带头赈灾，这既可以说是他们的慈善义举，也可以认为是他们的道义责任，否则将不容于士林。
　　但这一次，长沙绅士们的表现令人失望。他们非但没有开仓放粜，反而深深的卷入了粮食贸易并在持续收购与囤积粮食，目的就是想在粮价高的时候卖个好价钱。当时长沙的“四大名绅”，王先谦、叶德辉、孔宪教、杨巩，四个人均参与了粮食的投机并囤积了大量的存粮。据事后的传闻，叶德辉当时囤积了约一万石的存谷，杨巩家也有七八千石。

　　尽管不经常露面，但王先谦被公认为湖南保守势力的代言人，因为他曾做过国子监祭酒和岳麓书院的山长，学问很好，著述很多；叶德辉进士出身，后辞官回里，他精于经学，也是近代知名的藏书家；孔宪教既是进士，又是翰林编修，他为人极端保守与固执，当时任长沙书院的学长；在这四人中，杨巩名声最坏，因其特别残忍与邪恶，人又称其为“杨三豹子”。

　　日期：2011-07-18　17:00:55
　　在巡抚辕门被焚事件后，长沙的绅士们秘密召集会议，随后给湖广总督瑞澂发电报，要求以庄赓良接替岑春蓂的巡抚职位。在这封电报上，尽管王先谦并没有参与其事，但他仍旧被列为首名。
　　湖广总督瑞澂同时也接到了岑春蓂的电报，请求辞去巡抚之职。尽管岑春蓂决没有与长沙绅士们有过沟通，但两份电报在目的上是契合的。这两份电报令瑞澂感到震怒，他没有答复其中的任何一份而是一味的致电北京，要求将岑春蓂从速革职。岑春蓂治事无方，地方劣绅干涉用人，这为之后的惩处与清算埋下了伏笔。
　　这里有必要再回到之前的事件。在岑春蓂逃出巡抚衙门后，庄赓良在顽固绅士们的支持下以布政使的名义护理巡抚，但城内的局势仍旧处于失控之中，一些学堂、商店甚至巡警局被焚烧，其中当然也少不了类似活动中惯有的抢掠行为。为了尽快平息风潮，庄赓良亲自坐着绿呢大轿上街巡视，他派出衙役们扛着高脚牌打头阵，牌上写着十六个大字：“众绅公议，平价伸冤，藩台担任，诸君请退”。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或许也有手下扮成群众演员沿路高呼“庄青天”，庄赓良则顺势下令平粜，做出恰当的亲民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