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14日晚，一些教堂、洋行与外国人住宅遭到袭击，在夜色的掩护下，外国人并没有受到生命威胁，但其中的一些建筑被无情的焚毁。尽管当晚的行动看起来离奇的克制，但这还是引发了新当权者的极大惊恐，因为这样的排外行为很容易让人想起十年前的拳民运动和由此带来的巨额赔偿及严厉的政治惩处。次日，街上再次出现巡街的牌示，不过这一次不再是文绉绉的十六字而改成了恶狠狠的“放火捣乱者，就地立杀无赦”，扛牌的人也换成了全副武装的巡防营士兵。

　　据目击者称，当天上午长沙某兵备道带着大批的兵警上街，走在最前面的刽子手，左手拿着滴血的大刀，右手拎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据说是因滋事而被当场拿获枭首的。这样的杀戮在之后的几天发生了好几起，事态也渐由此转为安靖，一场风波被这样平息下去了。
　　正当庄赓良和绅士们长出一口气时，朝廷的一纸电谕令他们瞠目结舌：岑春蓂被革职系意料之中，但庄赓良非但未能如愿以偿的接替巡抚之职，反而与其他一些稍低级的官吏一同被革职；“四大名绅”王先谦、叶德辉、孔宪教、杨巩被革除功名和候补官职，罪名是“囤积谷米、教唆风潮与妄图指定私人担任公职”，他们同时被禁止在嗣后干涉地方事务。

　　湖广总督瑞澂本次事件归咎于湖南的民风和当地的“劣绅”，其中特别指责王先谦最初阻挠官府“义粜”，后又公开发电要求撤换巡抚，“殊属不知大体”；叶德辉则被指为“积谷万余石，不肯减价出售，实属为富不仁”。对此，王先谦和叶德辉事后都有自辩，叶称其“兄弟四房，收租仅及千石，此有粮册可稽”，因此是否出售并非他一人可以作主。在处分案发布后，叶德辉还不无自嘲的称“愧居王后，耻在杨前”，因为王先谦的地位很高，而杨巩不但吝啬自私，而且几乎就是个流氓。

　　绅士们的自辩效果并不佳，当时各种报纸的评论几乎异口同声地认为他们不值得同情，因为他们的伪善和装模作样已经被人识破。当然，革去功名和职务也算不了什么，因为相对于另外一些小人物的命运，这实在是仁慈的。在风潮中饱受关注的木匠刘永福，还有几个被控为纵火犯的活动积极参与者，他们在之后的半个月内相继被处死。

　　饥民是点燃“抢米风潮”的最初发动者，但他们并不是这一事件的主导力量。在汹涌的人群背后，不乏一些对政府不满并有意要颠覆清王朝的会党分子，譬如那位飞身上房将巡抚衙门点着的好汉，显然是个中人物。作为这次活动的主力，有必要特别提到长沙城内建筑业的那些匠人们（包括木匠、石匠、漆匠等），他们因为技艺陈旧的原因而未能参与官府的新政工程如学堂等，这也是那些新式建筑被有意识的焚毁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参与风潮的人群并不局限于饥民、会党分子和匠人们，一些被西方工业冲击而生计日艰的手工业者，还有与义和团同样思维的狭隘仇外的民众，这些人都是积极参与者。另外，一些对现状不满的无直接利益者也在从众心理的驱策下进行了一次痛快淋漓的宣泄，这也是本次风潮多样化的一个体现。从某个角度来说，长沙抢米风潮是清末各阶层各种不满情绪的一次大展示，也是幂幂之中王朝即将崩塌的一次预演。

　　在岑春蓂与庄赓良被革职之后，接任为湖南巡抚的是湖北布政使杨文鼎。杨文鼎系江苏武进人，早年以治淮事为两江总督端方所赏识，后又以同乡关系攀附朝中红人、度支部大臣盛宣怀，此次出任湖南巡抚，系湖广总督瑞澂的举荐。杨文鼎在湖南只呆了一年，次年因铁路风潮而调任陕西巡抚。
　　接替杨文鼎的安徽望江人余诚格。余早年科举连捷，中进士后入翰林院、授编修，做过监察御史，属学者型官员。余诚格秉性刚直，勤奋尽责，在御史任内，未及三月即上70余奏章，参劾时弊，一时名震京畿，有“余都老爷”之称。据说，余诚格后来被下派地方充任按察使、布政使，原因是朝中的大人物怕被其参劾而不得已为之。余诚格上任湖南时，抢米风潮已经平息，但在这个风云飘摇的年代，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更大的时代浪潮。

　　日期：2011-07-18　17:02:20
　　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李白：《与史郎中饮听黄鹤楼上吹笛》
　　第二章、世上已无张之洞
　　“莽莽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从黄鹤楼上俯览江城，大江之水浩浩汤汤，奔腾东去；汉水由北向南，融入大江，它们欢呼跳跃着，一起奔向东方的海洋。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光里，这座城市都是白云黄鹤，碧水蓝天，既有水天一色的如画景致，又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盎然气象。
　　水是江城的灵魂，只有在川流不息的滔滔江流之中，才能感受这座城市与水相生的内在意蕴。在这个江河湖泊的汇集处，武昌、汉口、汉阳三镇鼎立，共同托起了江城的无限荣光。武汉是个繁闹的城市，1906年京汉铁路全线通车，这个城市变得更加的繁闹。铁路令武汉从陆路贯通南北，“使汉口和河南密接，从来天津商圈之内奄以河南北部者，铁道完成后河南人于汉口之商圈，且与北京之交通亦趋便利。”不能忘记的是，武汉在近代的崛起，与一个人有着莫大的关系，他就是张之洞。

　　日期：2011-07-18　17:03:29
　　一、年少探花郎
　　张之洞，直隶南皮人，生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其父张瑛时为贵州兴义知府。张之洞自幼即博闻多识，文才出众，14岁那年，他从贵州回原籍南皮应童子试，中秀才；在两年后的顺天府乡试中，张之洞在诸多才俊中脱颖而出，一举夺得举人第一名（即“解元”）。
　　在古代的科举考试中，中秀才并不算太难，但乡试一关最为难考，张之洞以16岁的年纪得中解元，如果不是聪明过人的话，至少也是科场能手。按常理，张之洞应该再接再厉，鲤跳龙门，但在之后的十年中，他却没有丝毫的斩获。个中的原因，一则是其父因病去世，张之洞须按例守制；二则是23岁除服赴京会试时，又恰逢族兄张之万为同考官，循例须回避不得应试。好在张之洞年纪并不算大，蹉跎十年终成正果，在同治二年(1863年)的会试中，张之洞得中一甲第三名，时年不过27岁。

　　张之洞在会试前的复试中名列一等第一名，廷试中因其对策不中程式，主考官初拟列二甲末，后阅卷大臣宝鋆力排众议，将之擢为二甲首。慈禧太后得知后，亲自阅看并点为探花。经引见后，张之洞被授为翰林院编修，一时间声名鹊起。据称，张之万在前一年往河南奉差办事，临行前陛见慈禧太后请训，慈禧曾问汝弟张之洞颇负才名，何以至今未入翰林？张之万回奏称系因回避之故，慈禧听后印象颇深，张之洞由此才有探花之运。

　　入京为官后，张之洞很快得到了“清流首领”李鸿藻的垂青。李鸿藻直隶高阳人，当时既是帝师，又是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很得慈禧太后的信任，加上他与张之万的关系非同一般，因而对张之洞也是遇事照顾，尽力栽培。当时的一些北方籍言官台谏如张佩纶、陈宝琛、黄体芳、宝廷、王懿荣等人聚集于李鸿藻的门下，彼此意气相投，相互引为同调，而刚入朝的张之洞书生意气，遇事敢言，很快成为圈中的中坚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