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藻以“耿”、“孝”闻名，当时京师士人“呼李鸿藻为青牛（清流之谐音）头，张佩纶、张之洞为青牛角，用以触人；陈宝琛为青牛尾，宝廷为青牛鞭，王懿荣为青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甚多”，这些人“连同一气，封事交上，奏弹国家大政，立国本末”，其言说不但左右了朝中舆论，而且还引领了士林之时尚，如张佩纶“喜著竹布衫，士大夫争效之。”

　　张之洞在京为官期间，先后做过翰林院侍读、侍讲学士、左春坊左庶子等职，一度与张佩纶、黄体芳、宝廷并称“翰林四谏”（加上刘恩溥、陈宝琛，又称“清流六君子”）。言官虽无实权，但其责任在于勇于进言，匡扶正义，在这个问题上，张之洞恪尽职守，口碑甚佳。
　　光绪六年（1880 年）的中秋前夕，慈禧太后令太监李三顺给胞妹醇王福晋（即光绪生母）送宫廷特制的中秋礼盒。按规矩，宫中敬事房如未通知门禁的话，太监不许随便出宫，因而李三顺等人达到午门之时，把守的护军照律不许他们通行。李三顺一向骄纵成性，又以“西佛爷懿旨”为护身，非要强行通过，结果双方发生肢体冲突。李三顺负气之下回报慈禧太后，说午门护军无理取闹，不但不让他们出宫，还故意打翻了送往醇王府的礼盒，连自己也挨了打，一点都不把太后放在眼里。慈禧此时正在病中，心情烦躁，听说后当场打翻了正待吃的药碗，并下令总管内务府大臣会同刑部严行审讯，要将护军玉林等三人斩首。

　　午门案发时，张之洞、陈宝琛分任翰林院左春坊左、右庶子，陈宝琛随后上一折一片，指出护军是奉职行令，如此处罚将造成护军不敢严守禁门，以后太监只要说声“奉有中旨”，护军便不敢阻拦放行，势必会危及皇宫安全。张之洞也上了一道很长的折子，折中第一句便是：“伏维阉臣恣横，为祸最烈，我朝列圣驭之者亦最严”；接着，张之洞又从防范太监的角度入手，警告慈禧要以历史教训为鉴，防止宦官专权。为增加说服力，他还特意举出嘉庆年间有太监内应的“林清之变”及当时发生的“天棚火药案”、“刘振生擅入宫禁”案，以说服慈禧太后按大清律法办事。禀理此案的恭亲王奕䜣在反复阅读张之洞和陈宝琛的奏折后，拍案赞叹：“这才是真奏疏！”

　　慈禧太后在反复考量后，最终下懿旨改判护军杖流之刑而将太监李三顺等交慎刑司责打大板三十。张之洞等人冒颜上陈，秉公直谏，被时人誉为“诤言回天”，一时间权臣侧目，士林激赞。
　　张之洞的放言无忌，自然得罪了不少人，其中就包括了一些身在高位的权贵。李鸿藻担心他久任京职将为人构陷，于是在慈禧太后面前称其老成练达，堪任疆寄，张之洞遂于1882年外放为山西巡抚，时年45岁。
　　张之洞入晋的第一件事便是整肃吏治。在详细访察后，张之洞认为“晋省可办事体甚多，惟习染太坏。病痛括之以懒散二字。……处此时势，不能不帅以清明强毅四字。先令整饬严肃，再议其他”。在张之洞的参劾之下，一些贪官污吏纷纷落马，官场风气大为改观。
　　由于之前曾放过数省的乡试考官，又做过数年的学政，张之洞对科考、学风尤为重视。山西举人刘大鹏在《退思斋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一段：“阅张香涛抚晋时《设局办理科场裁免户支应缘由夹片》，乃知吾晋科场积弊扫除殆尽，彼岁壬午（光绪八年，即1882年）正科，余第二次应乡试也，凡场中一切事务莫不整齐妥适，无论巨细，张公必经手亲验。应试者悉欢声若雷，谓：‘自下场以来，未曾吃此好食’。此余亲历之事。”

　　后来的四川总督赵尔巽也曾盛赞张之洞当年任四川学政时的实绩：“先是川省僻处西贩，人文未盛，士林之所驰鹜，率不出帖括章句之图。自同治初年该大学士（即张之洞）典试西来，始拔取绩学能文之上……以为之倡，士风始为一变”。
　　抚晋三年后，因中法战争爆发，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尽管之前未尝与闻军事，但在这次战争中，张之洞还是展现了很强的识人用人之才，他先后举荐刘永福、唐景崧、冯子材等将，并由广东提供大批军饷粮械供给前线，最终清军在镇南关与临洮大败法军，取得晚清对外战争第一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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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期间，由于与广东巡抚倪文蔚发生牴牾，张之洞后来在保举有功将士时，受到倪文蔚的责难与掣肘。倪文蔚与军机大臣孙毓汶私交甚笃，战后又被张之洞排挤调京，心中愤忿无以排解，遂有张之洞“扬厉铺张，擅自出兵，虚费国帑，保案荐举每多不实，以朝廷之名器，市一己之私恩”等流言。枢臣受此影响，将张之洞的保举案加以驳斥，既致有功者不能赏，又令其失信于人，两边都不讨好。

　　张之洞沮丧之余，颇为愤懑，他写信给族兄张之万称“将士鼓勇深入，异常艰苦”，而人“谓弟好大喜功”、“铺张”，“真可浩叹”；“闻吏部对于此次保案，将照寻常劳绩核议，未免令将士寒心”。愤慨之余，张之洞不免牢骚满腹，信末又自称“才力精力皆不胜此崖疆，进退之道义所当然……，但盼得一好替人，此则耽耽之愚诚耳……。”

　　一年后，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李鸿章之兄李瀚章继其后任。据称，张之洞此次被调，原因是他对于广东洋商约束太严，洋商们深以为苦，于是凑出百万巨款运动李鸿章使之设法调走。在对法和议中，李鸿章与张之洞意见不合，屡屡龉龃，于是在亲贵枢臣前进言，称其刚愎任性，不洽外情，日久恐引发中外冲突，不如调任内地，彼此相宜。醇亲王奕澴、李鸿藻、张之万也以为然，于是张之洞离粤即成事实。不过，这对于张之洞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日期：2011-07-18　17:05:06
　　二、湖广大事业
　　张之洞来到湖北的那一年，正值52岁的成熟之年。在之后的18年中，除1894、1902年两度暂署两江总督、一次短期赴京修订学堂章程外，张之洞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放在了湖北，正是他的努力，才使得武汉这个城市获得了“东方芝加哥”的赞誉并成为“驾乎津门，直追沪上”的大都市。
　　1889年12月17日，张之洞抵达武昌，次日接篆视事。在他主政的18年间，张之洞以“图自强，御外侮；挽利权，存中学”十二字相号召，以卢汉铁路为契机、以汉阳铁厂为核心，湖北的实业、教育、新军等新政事业次第兴办，气象为之一新。
　　汉阳铁厂的构想原发端于广东，张之洞调任湖北后，其在广东订购的外国炼铁、纺织等机器均转运湖北。在多年的苦心经营下，汉阳铁厂共拥有了铸铁厂、打铁厂、机器厂、造钢轨厂和炼熟铁厂等6个大厂、4个小厂，两座钢炉，工人一度超过3千人。钢铁厂是一个综合性企业，为给铁厂提供铁砂、煤等原料和燃料，张之洞在德国技师的帮助下陆续勘察兴建了大冶铁矿、萍乡煤矿等，由此发展出远东第一大煤铁铸造联合体：汉冶萍公司，这也是中国重工业之发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