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近代大工业，无论是对张之洞还是整个中国来说，都是一个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过程，而期间也颇多荆棘、颇多坎坷。汉阳铁厂创办之初，六年间用去六百万两官款，但铁厂非但未能投产，就连何时建成也未为可知。这时，张之洞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时任天津海关道的盛宣怀。盛宣怀是当时不可多得的商业奇才，无论在晚清的官场上还是洋商买办间，他都是如鱼得水、处处逢源，在接到张之洞的邀请后，盛宣怀也有所动心，于是应邀到了湖北。

　　在得知张之洞有意将汉阳铁厂交给他管理后，盛宣怀对铁厂进行一番调查，随后便打了退堂鼓，表示不敢冒昧从事。张之洞好不容易将盛宣怀“骗”来，岂能轻易放过，他命湖北官员们逐次设宴，盛情招待，以求其鼎立相助。盛宣怀知道铁厂事务困难重重，自己毫无把握，因而执意要离去。
　　数日后，张之洞将盛宣怀请到督署，假意要为之摆酒送行，正当宾主双方酒酣耳热、谈兴正浓之时，张之洞将盛请到后堂，称有要事相告。盛宣怀不知就里，等他看到张之洞事前已拟就的两个奏折草稿后，立刻被吓得酒意全无：两份奏折，一份称“盛在任中营私舞弊，应该严加惩办”等；另一件则奏称“盛颇有才具，堪以接办铁厂”。张之洞在一旁笑眯眯的看着，等盛宣怀的回话。盛宣怀左思右想，最后只好从命，接办铁厂。后来的事实证明，张之洞识人确实毫发不爽，尽管盛宣怀在此过程中谋取了一定的个人利益，但从汉阳铁厂发展到汉冶萍公司的规模，盛宣怀的功绩也不应被随意抹杀。

　　以汉阳铁厂为中心，张之洞随后又创办了湖北枪炮厂、机器厂、钢轨厂、湖北织布局、缫丝局、纺纱局、制麻局、制革厂等一批近代企业，资本总额一度高达1130万两。在张之洞的努力下，武昌、汉口寓水利工程为民生基础工程，从戊戌变法那年开始，武昌陆续修建了武丰堤、武金堤及沿江防水墙，汉口则修建了后湖长堤（即“张公堤”），这些举措不但防范了洪水隐患，同时也大大拓展了市区面积，为武昌的商业大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助力。

　　以汉口的进出口为例，1901年前约为四五千万两，1902年突破一亿两大关，到1910年已达为一亿五千万两。清末日本驻汉城领事水野幸吉也在《汉口》一书中说：“汉口贸易年额一亿三千万两，夙超天津、广东，今宜位于中国要港之第二，将进而摩上海之垒，使外来人艳称东洋芝加哥不置。”
　　十余年间，武汉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般的变化，放眼望去，京汉铁路上火车隆隆驶过，长江上轮船汽笛声声，龟山脚下、古琴台旁，汉阳铁厂的烟囱高耸入云，汉口商业街上的商铺鳞次栉比，人流攒动，好一派繁华景象。由此，曾经九省通衢的武汉一举成为近代工商业重镇，“东方芝加哥”演就了一段不朽的传奇。正因为如此，张之洞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誉为“中国第一能办事之人”，而毛泽东也不无客观的说过，中国的民族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张之洞与湖北结下不解之缘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在督鄂前，张之洞已经在湖北做过3年的学政，而他所尊崇的晚清中兴名臣胡林翼既是湖北人，也曾是他的老师（胡林翼与张父系好友，张在11岁时一度问业于胡）。在他七十岁寿庆时，张之洞作诗称“劳歌已做楚人吟”，他已经把湖北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甲午年间，张之洞一度调任两江总督，主持防守两江军务。中日议和后，张之洞仍回湖广总督本任。甲午惨败的巨耻，令国人从迷梦中惊醒，维新变法思潮席卷神州大地，张之洞也未能置身事外。
　　历史的发展，很多时候往往是偶然性在起主要作用，而戊戌年的一个变故又落在了张之洞的身上。当时的军机处，由于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䜣病情严重，廷枢主要为帝师翁同龢所掌握，守旧派大臣对此很是不满，后体仁阁大学士徐桐奏请调张之洞来京，意在抵消翁同龢的势力。张之洞当年61岁，既是正途出身，又做过多年的地方督抚，其地位声望足以担任军机大任，而其稳健的作风能得到新旧两派的认同与包容，如果将他引入中枢，维新变法事业的结局也未为可知。

　　张之洞接到朝廷命其来京陛见的电旨后，其本意并不想离鄂，因为湖北的新政事业初见成效，而京中政治斗争波谲云诡，他并不想去蹚这趟浑水。但在朝廷的严旨之下，他只得卸下原任，起身前往上海，打算从海路经天津转道京城。正当张之洞乘坐“楚材”号军舰离开武昌不久，荆州将军祥亨急电报告，称湖北沙市发生涉外案件，日本领事住宅被烧。考虑到前一年德国借口山东传教士被杀而悍然占领胶澳的事件（并由此引发新一轮的瓜分狂潮），清廷不敢掉以轻心，张之洞刚到上海便接到电报，命其折回本任，待地方安靖后再行来京。

　　日期：2011-07-18　17:06:14
　　张之洞回省处理“沙市事件”期间，清廷中枢政局大变，恭亲王奕䜣因病去世，翁同龢罢斥返乡，王文韶、裕禄调任军机处，荣禄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由此，张之洞是否来京已不重要，原本属于他的位置也就此失之交臂。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我们也无法假设张之洞如果在戊戌年真的进入军机处即能调和新旧之争，从而促使新政事业稳步推进，因为这一切毕竟没有发生。

　　颇为引人注目的是，张之洞本人虽然没有进京，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劝学篇》却在这个时期大放异彩。当年六月，张之洞的门生、翰林院侍讲黄绍萁在召见之时推荐了座师的这部著作，光绪帝详加披览后，认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遂令军机处发给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要求“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一个月后，又令总理衙门排印三百部下发各省官绅，一时间洛阳纸贵，令众多士大夫为之折服。

　　《劝学篇》共二十四篇，四万余字，系张之洞与门生共同完成，其中体现了张之洞的主要思想。《劝学篇》的篇幅并不算长，但层次井然，结构严谨，全文说理深入，文辞优美典雅，读来朗朗上口，是晚近时期文学与思想相结合中难得一见的好作品。作为“钦定”的“维新教科书”，《劝学篇》“挟朝廷之力以行之”，十日之间，三易版本，“不胫而遍于海内”。据估计，《劝学篇》在清末刊印不下200万册，这在当时无疑是极为惊人的。

　　在序言中，张之洞开宗明义，“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劝学篇》意在“会通中西，权衡新旧”，张之洞既对顽固派的“守旧”与“食古不化”不以为然，也对维新派“菲薄名教”、“躁急操切”的举动深以为虑，他的主张是“旧学为本，新学为用，不使偏废”，既要保留与尊重传统固有的君主制度，也要大力发展工业、军事、教育等近代事业，两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变器而不变道”。换句话说，张之洞既反对一成不变的保守，又反对罔顾时代条件的激进，他选择的，是一条渐进而相对稳定的道路。就这点而言，张之洞比早期的洋务派走得更远一点，但又没有突破其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