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并不是这种观点的首创者，早在1896 年四月，《万国公报》主笔沈寿康在一篇名为《匡时策》的文章中就曾明确提出：“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同年八月，大学士孙家鼐在《遵议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也提及类似的观点与言辞：“今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

　　从字面上来看，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貌似传统的中庸之道，但在这样一个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下，其观点不仅仅是多了一种积极的态度，更多的是要在稳妥的前提下体现出一种有节制的突破。可惜的是，在官场历练多年的张之洞虽能“深窥宫廷龃龉之情与新旧水火之象”，但他对此却是无能为力的。张之洞对维新派的变法事业持同情态度，康有为在上海创办“强学会”并办有报刊《强学报》时，张之洞允每月接济银3000两以充经费。但当他见到第一期报纸竟然以孔子生辰作为纪年而摒弃光绪某年时，不免大为震惊，不久即与与康梁等人断绝来往。

　　维新事业缺少了稳健派的从中帮持，新旧两派愈斗愈狠，最终不可开交，双双以惨局收场。戊戌政变后，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其中就包括了张之洞在四川任学政时奖拔并带在身边多年的门生杨锐，而杨深秀，则在张之洞抚晋时被聘为书院襄理，是一个曾被借重的人。更为不堪的是，在两年之后，其主持浙江乡试时所取的门生袁昶和许景澄（均在总理衙门任职）因对排外直言相抗而被顽固派所害，而那些排外的亲贵也在庚子年后遭到严厉的清算。在百年前，新旧之争不仅仅是观点之争，更多是一种流血与性命之争。

　　日期：2011-07-18　17:07:01
　　三、新旧的煎熬
　　庚子之役后，李鸿章主持和议，张之洞屡屡发电议论，两大臣发生龉龃。《南亭笔记》中称，庚子张、刘（指刘坤一）既订东南之约，李在京惟日往来于联军总统瓦德西之门而已。张遗书诮让之。李告人曰：“香涛做官数十年，犹是书生之见也。”盖谓其不谙大局也。张之洞听后勃然大怒，曰：“我是书生，他是老奸巨滑”，随后便回电讥讽：“少荃议和两三次，乃以前辈自居乎？”时人目为天然对偶。

　　对于洋务派前辈李鸿章，张之洞既有敬意，又有不满。所谓敬意，主要是李鸿章开了洋务之先河；所谓不满，则因其步子迈得太小。据称，李鸿章70大寿时，张之洞为作寿文而三天三夜未睡，后来的这篇文章，堪称所有寿文中的压卷之作。然李鸿章死后，张之洞既无祭文，也未作挽诗挽联，仅送祭帐一悬，中间只有一个“奠”字。无话可说，竟止于此。

　　李鸿章死于1901年，此时离“洪杨之役”已过去三十余年，中兴老臣们相继凋谢：1902年底，刘坤一去世；1903年，荣禄去世。荣禄是慈禧太后的宠臣，也是军界之重臣，甲午年后的军制改革、新军编练即出自其手，可惜屡遭乱世、时运不济；李鸿章既是淮军首领，也是洋务派领袖，做过多年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刘坤一历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多年，可谓是湘军的最后一个大佬。这些人在这个世纪之交，都去了。

　　《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说，张之洞与西太后关系甚深，极感知遇，折谓：“殿试对策，指陈时政，蒙孝贞显皇后、孝钦显皇后拔置上第，遇合之隆，虽宋宣仁太后之于宋臣苏轼，无以过之”。《金銮琐记》亦有诗云：“湖园召见上帘钩，年少探花已白头。各有伤心无一语，君臣相对涕横流”，作者高树在诗下自注：
　　“癸卯张文襄来，湖园召见，出殿门，树往迎之，扶到朝房休息数刻，坐肩舆回小寓。后遇濮梓泉前辈，闻之内监云，‘孝钦与文襄见面，孝钦呜咽涕泣，文襄亦涕泣，始终未交言’。盖各有伤心，不知从何处说起，惟有对泣而已。对泣已久，孝钦命休息，乃出。孝钦癸亥垂帘，阅定文襄殿试卷，是时文襄二十六岁，今免冠叩首，白发鬅鬙，孝钦焉能无感！”

　　张之洞与1903年奉旨朝觐慈禧太后，时年六十七岁。慈禧太后比张大两岁，庚子年后亦年老力衰，会见大臣时忆及西狩苦况常做涕泪流状，因张之洞系她一手栽培，宠任素专，此次君臣相见，竟无语对泣，诚为百感交集后的心境悲凉，时人粗线白描的作诗记事，亦足以传神。
　　相比于当年湘淮军诸路豪杰封疆各地、清流众君子喧哗朝野的同光盛状，无论是张之洞还是慈禧太后，都能体会到那批中兴名臣凋谢后无尽的孤独和落寞。这种孤独与落寞，不但没有因为清末新政与立宪的蒸蒸日上而有所减弱，反使慈禧与张之洞感到惶惑与无助，而在诸多的朝臣疆吏中，同类相属且能以心相交的人，已近绝迹。
　　张之洞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国事日非，心境悲凉，这次重返京师，但见“老辈凋零，风雅歇绝，守旧者率鄙陋闭塞，言新者又多后进践躁之流，可与言者殆少。感愤之余，屡屡形诸吟咏。”如往观慈仁寺观松，则感叹：“遗此区区老秃树，岂足增壮帝京色”；远足西山又作诗：“西山佳气自葱葱，闻见心情百不同，花院无从寻道士，都人何用看衰翁。”

　　历史学者杨国强先生说，“以历史进步主义为尺度，清末最后的十年新政曾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促成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但显见得促成了清末十年新政的张之洞并没有一种与之相匹配的心境”；“身当中西交冲之际的张之洞出入乎清流和洋务之间，从而出入乎是非和利害之间，一生都在努力造时势，一生又都在被时势所摆布，并因之而一生都与晚清的国运相系连。他在一个身不由己的时代里成了一个身不由己的人”。

　　时势变换，往往出乎人的意料。1901年10月，清廷发布上谕，其中称：“择西法之善者，不难舍己从人；除中法之弊者，统归实事求是”，在朝廷的屡次电促下，张之洞与刘坤一于1902年7月合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其中提出“兴学育才”四“大端”、“整顿中法十二条”、“采用西法十一条”等。由于刘坤一此时已经衰病残年，“江楚会奏三折”实际上是张之洞“中体西用论”的具体化，由此成为清末新政的总纲领与路线图。

　　　维新派喋血街头不过三五年，清末新政事业已经在全国各地逐次铺开，而且走得更远、所涉及的领域更广更深，历史的吊诡而残酷，又何须多言。事实上，“江楚会奏三折”既包含了洋务派的主张，也融合了维新派的观点，但步子迈得更大更稳健，其中最重要的是，它的实际可操作性是那些年轻操切的变法书生们所不能企及的。这是经过多年斗争乃至流血后的教训所凝结成的一份宝贵财富，也是封疆大吏对国情传统及政治运作悉加洞察后的精妙设计，假以时日，中国的近代化转型与中华民族的强大复兴，未必就是一个迷梦。

　　变法更张势必牵动四面八方，除旧布新也难免豕突狼奔，历史的车轮一旦加速，有良好的设计蓝图而无强有力、高技巧的掌控者，最终的结局亦将一哄而散。1906年，张之洞入京陛见时，在朝房与军机大臣王文韶相遇，张之洞闲聊中提及废科举后湖北兴办新学之事，言辞中不免有夸耀之意。王冷笑一声，袖出一册《湖北留学生界》示之，张之洞阅数页默然无语。退朝后，即电令鄂督将与事的留日学生召回国。

　　日期：2011-07-18　17:07: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