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白的说，皇帝不仅代表了一个人，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机构，而且是皇权专制体系中最核心的部件。任何一个皇帝的成长都是千锤百炼的，历史上的一些皇帝之所以年纪很轻便可以接管朝政并维持不坠，一来是他做太子的时候便接受了相当正规而长期的针对性教育，二来是官僚体系的完整可以令朝政按部就班。但据已有的材料来看，载沣显然是缺乏“监国”的系统性教育的，他在王府之时，岂敢有做天子的非分之想？

　　过于年轻，缺少政治经验，这些都可以通过一定时间的历练加以弥补，但一个人的性格却是无可改变的。“性格决定命运”固然是老生常谈，但未尝不能解释很多问题。载沣的老弟载涛曾这样评价他的那位老兄，“遇事优柔寡断，人都说他忠厚，实则忠厚即无用之别名。”……但载沣真的“无用”否？
　　早在戊戌变法期间，有官员曾上书请求光绪皇帝出访国外，以增见识，但奏章上去后被慈禧太后严厉批驳，险些丢了性命。皇族不能出国，不能去那些无君无父的“蛮夷之邦”，这是老祖宗立下的规矩，载沣当年虽然去了一趟德国，但那完全是出于无奈。但值得一提的是，载沣的这次“德国之行”，收获远远大于折辱。
　　载沣到德国后，德皇威廉命胞弟亨利亲王专任招待。亨利亲王在陪同载沣参观了德国海陆军、军校及禁卫军之后，特向载沣面授机宜：德国皇室制度，无论皇子皇弟，均须入读军事学校并投入军伍，由士兵到将军，逐级而上，确保军队掌握于皇室之手。正因为皇室对军队的极大重视，德国军队才最大可能的吸引了国内的优秀人才，并将最优质的资源优先分配给军事及军工企业，而这也是德国在统一后得以迅速崛起的奥妙。

　　十九世纪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固然最终是要失败的，但在一定时期里却极其有效，譬如东邻日本、北居沙俄，均以此起家。反观此时期之中国，在一个妇人的统治下，得过且过，断无此等念想。
　　湖南才子杨度曾在日本留学时提出“金铁主义”：金者黄金，铁者黑铁；金者金钱，铁者铁炮；金者经济，铁者军事；“欲以中国为金国，为铁国，变言之即为经济国、军事国，合为经济战争国。”
　　从定义上来看，杨度的“金铁主义”较德国俾斯麦的“铁血主义”更胜一筹，因为杨度不但要提倡军国主义，还要搞“经济霸权主义”，这种称王称霸的策略，放在当时内忧外困、积弱涣散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剂猛药。
　　载沣比杨度要更早的接触到德式的“军国主义”，这也是他在德国印象最深刻的。回国后，载沣即向慈禧太后奏请设立贵胄学堂，但慑于慈禧太后的威势，加上胞兄光绪皇帝被禁，载沣不敢对设立皇族武装有过分的要求。直到1905年，亨利亲王来华访问，载沣这才借机提议模仿德国军制，设立皇家禁卫军。等到慈禧太后归西后，载沣立刻按照亨利亲王的建议，先以北洋六镇的标准创建禁卫军，自任军统；随后复设海军部，以胞弟载洵为大臣；再次为改革军制，设立军谘府，以胞弟载涛为军谘大臣。

　　十多年前，中国军队之所以在甲午战争惨败，除武器、训练、将帅、后勤等落于人后之外，缺乏专业的参谋部门也是原因之一。而所谓“军谘府”，实质上是仿照德国、日本的“参谋本部”制度，行使军队建设与调度、军事教育与军官任免、战略与情报分析等职责。
　　从载沣的这个布局来看，不能说他毫无见识，假以时日，这三兄弟掌握全国兵符也未为可知。但可惜的是，载沣的这个战略在施展过程中“所用非人”，历史也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但这并不是最致命的。载沣的问题，不在于他对大局的认识，而在于执行力的严重缺乏。一个好的战略，不能得到坚决有效的执行，那结果仍旧是等于零。

　　譬如载沣1905年奏请设立的贵胄学堂，原本是为皇族抓军权而培养军事人才的，但那些子弟却大多不成器，正如清末《竹枝词》里嘲讽的，“而今贵胄列专科，功课平均嫖赌多；最有惊人可传事，也能唱得几军歌”。《清宫遗闻》里也记录了这样一出滑稽戏，说贵胃学堂的学生多半王公贝勒或宗室子弟，所以校内用餐都做得极其丰厚精美，每人一席，一天就要花掉七八两银子，要是稍微不顺他们的口味，这些人当席飞盆掷碗，大加喝叱。就连学堂的总办、教习，这些人也被视同奴役，任由阿哥学生呼往喝来，惟命是听。更荒唐的是，学生每日到堂，必须要由教习派人去请，有时竟然要请上四五次才勉强到场，而来时又正好捱到午饭时间，于是这些人便叫上饭，吃完后嘴巴一抹，扬长而去；也有偶然来一次讲堂的，有时候兴致来了，便在课堂里高唱京调一曲。此等形状，不胜枚举。

　　事实上，载沣三兄弟也都是贵胄学堂的学员，但他们除了在开学仪式上稍出席一下外，又何尝会真的去学堂上课？摄政王尚且虚应故事，其他人也就可想而知了。
　　日期：2011-07-19　16:46:43
　　三、得志的贝勒
　　中国是个人情社会，皇宫中也不例外。人情的本质，在于血缘关系的亲疏紧密，并由此带来利益分配中的差别有序。由于世代久远，有些亲王的爵位虽尊，但未必能进入权力的中心，而与皇室血缘接近的极少数亲贵，反而能一步登天，进入最高的决策层。
　　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载沣的夹袋里并没有太多人物，所用不过其身边之年少亲贵。载沣、载洵与载涛系同母所生，载洵生于1886年，宣统元年(1909年)任筹办海军大臣，次年授海军部大臣，时年不过24岁。有兄长为之撑腰，年轻志盛的载洵上任后即宣布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发展海军规划，计划在7年内添造头等战舰8艘、巡洋舰20艘、各种兵轮10艘，以编定北洋舰队、南洋舰队、闽省等各洋舰队及鱼雷艇三队；在此之外，还预备成立各洋军港及船坞，设立海军大学等等，其志不可不谓之远大，然李鸿章当年打造北洋舰队历时十数年，殚精竭虑，今之计划，费用何出？载洵之想当然，未待智者而知之矣。

　　载洵受命筹建海军后，载沣令度支部及各省分筹开办费1800万两，当年9月，载洵与副大臣萨镇冰等乘船赴欧洲考察海军，先后访问意大利、奥地利、德国、英国等国，并向意大利订购炮舰1艘，向奥地利订购驱除舰1艘，向德国订购驱除舰3艘、江防炮舰2艘，向英国订购巡洋舰2艘。1910年，载洵与萨镇冰再度访问美国与日本，并向美国订购巡洋舰1艘，向日本订购炮舰两艘（其中一艘为后来知名的“永丰舰”，即“中山舰”）。这些舰艇，大多因为辛亥革命爆发而未能交货。

　　《睇向斋秘录》中说，载洵访问美国时，在一次参观结束后，美方接待人员礼节性的询问他：“贵大使有何意见发表否？”载洵只说二字：“很好”。翻译周自齐见其回答实在不成事体，只好为之翻译道：“贵国海军精良，足资敝国模范，毋任钦佩！”两个字翻译成了一句长话，旁边的人听后都不免掩鼻而笑。
　　载洵出国晃了一圈后，弟弟载涛也依葫芦画瓢，以考察军事的名义周游世界一圈。载涛比载洵小两岁，他当上军谘府大臣才二十出头。这三兄弟加起来也没有超过80岁，军国大事，轻于一掷，如此当国，岂不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