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涛年轻的时候兴趣广泛，活泼好动，嗜好骑马与京剧，据说有一次老福晋患病，载沣回家看望，载涛听说后跑来找老兄，说：“黄鹤楼缺一角色，二哥可为周公瑾乎？”老福晋听后气得大骂：“我病如此，尔尚酣歌恒舞以取乐耶？真全无心肝矣!”
　　“洵贝勒”与“涛贝勒”少不更事倒也罢了，要命的是，他们还有其他毛病。时任外务部官员的曹汝霖在回忆录中说，“亲贵贪污，首推载洵，他在海军大臣任内，卖官鬻缺，贪婪无厌，后到英国定购战舰，议价未成，先讲回佣，声名狼藉，贻笑中外。其弟载涛，尚知自爱，惟年少气盛，傲慢性成，人皆以为薰莸同器，其实以乃兄之污名而弟同受其累，亦是事实。但以毫无军事经验之幼弟，付以陆军之重任，其举措亦属荒谬。张南皮相国力争不可，未蒙容纳，遂自请休致，不久薨于京邸。老臣到此，亦只付之一叹矣。”

　　清末以降，世风日下，满朝亲贵，贿赂公行。载涛或许没有受贿，但并不代表没人向他送礼。《春明梦录》中说，“光宣之际，公行贿赂，专重权贵，末秩闲曹愈难沾丐矣。炭敬即馈岁之意，函中不言数目，只以梅花诗八韵十韵或数十韵代之，若四十则曰四十贤人，三百则曰毛诗一部，何等儒雅。亲贵用事时，有人送涛贝勒千金者，信面犹书‘千佛名经’四字，亦尚不直致。惜涛不知所谓，举以示人，后拆开，始知是千两银票也。”

　　即便是亲贵，内部也倾轧不已，京官胡思敬在《国乘备闻》即有“政出多门八党之说”：
　　“洵贝勒总持海军，兼办陵工，与毓朗合为一党；涛贝勒统军谘府，侵夺陆军部权，收用良弼等为一党；肃亲王好结纳勾通报馆，据民政部，领天下警政为一党；溥伦为宣宗长曾孙，同治初本有青宫之望，阴结议员为一党；隆裕以母后之尊，宠任太监张德为一党；泽公于隆裕为姻亲，又曾经出洋，握财政全权，创设监理财政官盐务处为一党；监国福晋雅有才能，颇通贿赂，联络母族为一党。以上七党皆专予夺之权，无耻之徒趋之若鹜，而庆邸别树一帜，又在七党之外。……当时朝士议论，皆言庆党贪鄙，肃党龌龊，两贝勒党浮薄。”

　　载沣的福晋是荣禄之女，自小就十分骄悍，也是个惹不起的厉害角色。据说有一年载涛过生日，太福晋与诸王公都去他府中看戏祝寿，载沣的福晋以身上有孕为借口不去，但众人走后却微服上街看戏喝酒，有人看见报告了载沣，载沣大怒，回家厉声斥责，但福晋不甘示弱，大吵大闹，太福晋也管不了。次日，载沣怒气未息，大臣们的章奏多被严斥，辄批云“著不准行”。京师传为笑柄，谓王犹是对福晋口吻也。

　　日期：2011-07-19　16:47:56
　　载涛曾这样评价载沣，说他“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对于载沣的消极软弱性格，《国乘备闻》也有一段生动的描述，说载沣性格极谦让，与四军机同席议事时不敢自专，躁进之徒向他献策，也一概欣然受之，“内畏隆裕，外畏福晋。福晋与老福晋争权，坐视无可如何”，有一次载涛气极，操刀向福晋寻仇，几酿大变。载涛访问国外回来后，主张借国债建设海陆军，并主张剪辫，廷议大哗，载涛仍呶呶不休，载沣被逼得没办法，最后“避居三所，兼旬不敢还家，其狼狈如此”。在召见东三省总督锡良与湖广总督瑞澂时，载沣只说几句家常，别无他话，“瑞澂欲有所陈，监国曰：‘汝痰病尚未愈乎？’盖厌其烦聒也”。驻日公使汪大燮回国密陈日本阴谋，载沣听后不发一言，待汪一说完，即指着大钟说：“已十钟矣”，意在逐客。

　　必须指出的是，野史有趣但不可全信，载涛也曾不无客观的说过，“载沣虽无统驭办事之才，但并不能说他糊涂。他摄政以后，眼前摆着一个袁世凯，处于军机大臣的要地，而奕劻又是叫袁使金钱喂饱了的人，完全听袁支配。近畿陆军将领以及几省的督抚，都是袁所提拔，或与袁有秘密勾结。他感到，即使没有光绪帝的往日仇恨，自己这个监国摄政亦必致大权旁落，徒拥虚名。”

　　在1906年前后，袁世凯身兼八大臣职位：参预政务大臣、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大臣、督办政务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督办天津至镇江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大臣、督办邮政大臣、会办练兵大臣，手里还控制着近10万人的新军，其势力足以令整个清廷为之畏惧。
　　慈禧太后在的时候，就对袁世凯有所控制，如相继收回北洋四镇的兵权及军事学堂的管理权，1907年将袁世凯上调为军机大臣，令其脱离地方等。载沣刚刚上台主政，肃亲王善耆与镇国公载泽即加以密告：“内外军政，皆是袁之党羽，从前袁所畏惧的是慈禧太后，如今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经无人可以钳制他”，如不对袁世凯速作处置，“异日势力养成，削除更为不易，且恐祸在不测”。

　　但是，处置一个位极人品的军机重臣，谈何容易。在再三的思虑之后，载沣和隆裕太后把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请来商议，不料奕劻听后立刻伏在地上，一言不发。另一位军机重臣张之洞听说要诛杀袁世凯，未免有兔死狐悲之感。他说：“当今伏莽未靖，人心未安，冲帝登位，正赖老臣协力同心，辅弼幼君，以安人心，安人心即安大行皇帝在天之灵。今摄政王即位，第一道上谕即诛及老臣，臣以为不祥之兆，且与国家攸关，非国家之福，期期以为不可。”

　　张之洞和袁世凯的关系并不算好，他的话其实是宽仁厚道的长者之语，不管他是为了大局着想或是其它，却在无意中保护了袁世凯。事实上，除了奕劻和张之洞反对诛杀袁世凯外，其它几个军机大臣也表示反对，比如那桐和世续。
　　在这几位军机大臣中，奕劻、那桐、世续均与袁世凯关系非同一般，而在地方督抚中，端方是袁世凯的姻亲，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更是袁世凯多年的把兄弟，至于袁世凯多年的部属如唐绍仪、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等，更是遍布各省各地各个紧要位置，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有非常之举，恐怕后患无穷。另外，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也曾为袁世凯出面说情，这些人都构成了阻止杀袁的重要力量。

　　杀袁固然不明智，驱袁还是可以办到的。在森严的皇权体制下，位高权重、根深蒂固者如袁世凯又能如何，最后还不是留折谢恩，随后屁滚尿流地连夜出京，岂敢有一丝一毫的抵抗。对载沣的这一决策，曹汝霖很是不屑，他评价说：“摄政王此举，真是不知大势，显其低能，不察国家利害，只知为先兄皇帝复仇，何其小也。摄政王对我关心，不能不感他知遇，然以他罢斥项城，起用亲贵，仍觉有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之感，不足与言国事也。”

　　民国以后，袁世凯声名狼藉，有人便概叹载沣当年为何不对袁世凯斩草除根，以绝后患，但笔者却以为，幸好载沣没有对袁世凯痛下杀手，若是当时杀袁世凯，没了这个可以缓冲各方的中间力量，爱新觉罗家在辛亥年非但要亡国，弄不好就会亡族。